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第4页）

    《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的作者写道，“这些小把戏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惊叹，而是那些亲眼看见的外行人所记录的报告的极端不真实。”
    他说道：“显然，众多目击者也会给出完全不正确的条件关系，但是结论是，如果他们的描述被看作准确的表述的话，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能用骗局去解释。
    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于达维先生竟然有如此的勇气去实践这种方法感到震惊。
    不过他拥有凌驾于群体思维之上的力量，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一些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物。”
    我们碰到的还是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力量。
    由此可见，在高度秩序的大脑下，在预先持怀疑态度的人当中，这一能力也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轻易欺骗普通的群体，也就能够被人们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就在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报纸上满篇刊载的都是两个小女孩被发现在塞纳河溺死的新闻。
    有五六个目击证人用最稳妥的方式认出了这两个女孩。
    他们所有的证言都完全一致，没有给预审法官的思想里留下任何怀疑的空间。
    他草拟了死亡证明，不过就在这两个小女孩将要被埋葬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让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还活着，而且，她们同那些溺水身亡的人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如同在前面所引用的例子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是一个遇难者的假象，他的证词对其他目击者产生了影响。
    在这类事情当中，暗示的起点总是由一个或多或少拥有模糊回忆的个人所产生的幻觉，随即产生的传染性则是这一最初的幻觉假象的结果。
    如果第一个观察者是一个极易受影响的人，他完全会坚信他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所有真实的类似处之外——她的身上呈现出了一些特征，譬如一处伤疤，或是一些让其他人能够产生共鸣的细节。
    因此，那个能够产生的共鸣就会成为一种肯定过程的中心，它会入侵人们的理解力，让所有的批判能力瘫痪。
    那么，观察者所看到的将不再是目标本身，而是在他的脑海里唤起的形象。
    在这起发生在过去的，最近又被报纸重提的新闻当中，孩子的亲生母亲认错自己的孩子，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可以找出我之前所指出的两种暗示。
    其他的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是他搞错了。
    于是，一系列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便开始了。
    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同学认出了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大叫道：“我的上帝啊，这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了尸体的旁边，她检查了衣服，并且发现了尸体额头上的一处伤疤。
    “我很确定，”
    她说道，“我的儿子在去年的七月份失踪了，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个妇女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
    她的表弟也被叫了过来。
    当问到他时，他说道：“他就是小费利贝。”
    许多住在福尔街的人都认为这个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孩子的同学，他根据孩子随身佩戴的一枚奖章认出了他。
    不过，邻居们、表弟、同学还有那位妇女都搞错了。
    六个星期之后，这个孩子身份被查明了。
    他是波尔多人，他在那里被人杀害了，又被人运送到了巴黎。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辨别通常是由妇女和孩子做出来的——准确地说就是，这些人是最容易被影响的人。
    他们还向我们展示了，这类的目击证人在法庭上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特别是对于孩子而言，永远也不应该听信他们的证言。
    地方法官习惯于说童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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