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 （第2页）

    碑刻文字由钱玄同书。
    墓碑刻成，举行典礼。
    自1934年始，北平的周作人与上海的鲁迅，就“论语派”
    开展了一场论争。
    彼此交锋中，又都有一番良苦用心。
    胡适在他的生日，12月17日，著《国际危机的逼近》全面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云密布、血腥逼人、无可幸免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燕巢危幕，日本全面侵华即将开始，中国作为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必将有残酷的牺牲。
    周作人出版《周作人小品文》。
    老舍写长篇小说《离婚》。
    沈从文创作小说《边城》《过岭者》，散文《湘行散记》。
    朱自清出版散文集《你我》和《欧游杂记》。
    冰心发表小说《冬儿姑娘》《相片》。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红极一时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小说，相对来说，是有些沉寂和萧索的，但通俗小说却一枝独秀。
    上海和北平出现了通俗小说热潮，这是当时文坛独特的文学风景。
    通俗小说兴起于清末民初，是应城市市民的阅读需求而生的。
    抑或说，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旧的正统的封建文学受到冲击而日渐衰亡，通俗文学凭借现代化都市纷纷出现、报纸杂志等现代媒体迅速发达的契机，得到广泛的流传。
    有趣的是，新文学运动兴起，原本是反对通俗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
    文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开宗明义，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
    的倾向。
    根本不能苟同和容忍以追求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的通俗小说存在的。
    文学研究会和后来的革命作家及左联，一直将通俗文学当作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讨伐。
    他们对缺少组织，也无明确纲领和系统理论主张的通俗文学作家冠以“鸳鸯蝴蝶派”
    之名，加以嘲讽。
    但让他们没料到的是，顺应时代、顺应城市市民需求的通俗文学，非但没有被他们打压而萧条，反而蓬勃发展，与他们所谓“革命文学”
    的寂寥形成巨大反差。
    批评所谓“鸳鸯蝴蝶派”
    的那些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文学，起码排斥文学的娱乐功能，就非常不专业。
    他们并未深入研究，所谓“鸳鸯蝴蝶派”
    的通俗小说，早已渐渐从才子佳人的窠臼里挣脱出来，注入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在革命作家把“革命”
    生硬地塞进小说和诗歌中而违背文学规律的时候，通俗小说家却从不同侧面，带着各自的人生经验，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呈现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畸形生活、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的广阔的社会图景。
    革命小说，概念化压制了广阔的生活，英雄化扼杀了鲜活的性格，这些作品大多在作家间传阅，除少数作品外，广大读者鲜有问津者。
    遂有左联的骨干丁玲，清醒地提出向“鸳鸯蝴蝶派”
    取经的倡议。
    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
    时代》一书中，笔者已对“鸳鸯蝴蝶派”
    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这里介绍北方的言情小说家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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