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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是花酒，在颍州，苏轼‘插花起舞为公寿’，欧阳修‘醉后剧谈犹激烈’，结果把欧阳修灌得起立时摸不着船帮，险些跌进湖中，以至苏轼走了不久，欧阳修也就一病归天。嘿嘿，怪不得王木木要不齿苏轼，苏轼这人，只能就玩伴，不能作同事！
母后，你知晓否？‘于政无术’的苏轼到杭后，玩和尚，玩小妞，玩名士。他‘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在‘山水佳处’，‘群妓毕集’，酒足饭饱后，‘营妓皆出境而迎’，‘每客一舟’，‘各领数妓任其所适’，去哪，干啥，形式，过程，一切随意。爽完后，再‘鸣锣以集’，‘极欢而罢’，‘列烛以归’，以至‘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而苏轼领‘千骑骑过’，风头出尽，‘实一时盛事也’。所以，亲民，爱民，要搞清民的概念，在宋，民有士农工商，苏轼的亲民，是亲‘士’与‘女’而已。
母后，王木木说，说苏轼‘勤政为民’，还不如说他好逸恶劳了。他一到杭州，不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争省地建设杭州城，多打粮食，多交公粮。反而向朝廷提出减税减赋。他这是在讨好当地人，特别是在讨好当地的大户、仕族。王木木提醒得对，如果，全国知州都不要脸了，只要钱了，我们还能当得了皇帝吗？
母后，王木木说，苏轼此人作为一方老大，他早就宣布过，我们士大夫远离家乡出来当官，‘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一是为了国家做点事情，‘亦欲取乐’，玩的也要开心，‘此人之至情也’，如果把当官的搞的很穷，‘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就会国将不国，‘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所以，苏轼的‘勤政为民’，只是其‘太平之盛观’的浮像。苏轼期待的生活是‘万斛船中着美酒’，只是‘与君一生长拍浮’，混日子。苏轼常抱怨：‘公厨十日不生烟’，我们已经有十天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了，非常没有油水，红裙美女的轻歌曼舞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更望红裙踏筵舞’。
母后，王木木说，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一诗中，说当年玩的爽，‘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现在想来仍是口齿留香。他仍然希望能够百无一事的‘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yè霜’。但此时‘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母后，王木木认为，其实苏轼其时才刚刚四十岁，‘霜鬓’是假，‘灰心’是真。他一再哀叹自己年华老去而一事无成，但又因为胸怀大志而不愿脚踏实地的在基层做事，所以精神委靡颓废，‘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这种工作状态，谁能指望他为当地百姓做出什么正事来呢？还能真正的整治西湖、大兴水利？
苏轼爱民，爱的是那种民，苏轼的勤政，又是如何呐？对此，苏轼自已亲口承认：自己‘平明坐衙不暖席，归来闭阁闲终日’。也就是说，白天偶尔到办公室转一圈，屁股还没坐热就回卧室里躺着，一躺就是一天。
母后，这些打引号的句子，不是我的杜撰，也不是王木木的泼污，都是他苏轼自已所言，白纸黑字，有案可查。所以，想想，我们大宋治国的中坚力量，就是这般的‘勤政为民’，我都快要吐血了！嗟乎！苏大学士，治国良士，你读过没读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治病事，王木木认为对此不可信！王木木认为，在宋，瘟疫之疾，职在医官。杭州有恙，无需知州亲临。当然，苏轼懂点医和保健，就像他诗文好就好炫耀一样，他也可能好炫耀其医道，如当年给王巩写信大谈岭南保健一样，他出现在了一些地方，装个亲民的形象，就如‘学生冒雨做操、领导打伞欣赏’那样。出现出现，也是好事。至于苏轼自掏腰包捐五十金，更不可信，他如此有钱，那匹白马花钱买下就是，哪需出让自已的妾侍和出卖自已的孩子！
苏轼做不了良相就想做良医了，所以，抄了几个方子，编了几本医书，想，说不定也能像诗词那样成一大家！可惜，王木木说，苏轼将来就是自作聪明自己弄药治病给吃死的。
4、浚湖事，《乞开杭州西湖状》事有，苏公堤事有，三潭印月事有，东坡肉事有，但真相你有没有？苏轼自述：‘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所以，在杭州，如果苏轼整治西湖如果仅仅只是《乞开杭州西湖状》中明述的一些理由，没有隐性的好处，他哪能积极参与？于水利，他早就‘耳冷心灰百不闻’了。
5、他开河事，应有，这应该就是政府机关正常运转时的职能事，这在《乞开杭州西湖状》中没提及，所以，应属日常工作，凡应卯者，理应出工出力。在宋，兴水利者甚众，何故唯提苏轼？
6、引水事，王木木认为这是一愚蠢事。六井水可从即将湮灭的西湖引至千家万户，那为什么不能将西湖源头的溪涧之水直接‘殆遍全城’？至于苏堤和三潭印月说是他的杰作，不如，说是他的笑话。这两款杰作，呵呵，说光明些，‘于国于家两无用’；说警觉些，涉倒涉盗皆问题；说政治些，欺上瞒下貌良士；说历史些，以狡掩德照汗青……”
高太太后：“这么说来，苏轼这人，很两面派？看苏轼，应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是否？”
向太后：“是！苏轼这个人很复杂。以疏浚西湖为由，我们已经被他骗去了不少钱粮度牒。所以，你看，刚才，在朝廷中，一向居官奉法的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清臣也弹劾了苏轼，说他‘行癖言妄’事……”
高太太后：“不过，朝廷中，挺苏的人可不少。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则为苏轼辨护，说五六里与三十里之差，无需以为然。同一工程，事既成，让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是三十里好呐？还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是五六里好？这无关乎工程的实际数量，而是相关于工程于百姓心目中的印象、而是相关于士大夫于百姓心目中的印象、而是相关于政府的正面形象……”
向太后：“从这件事看，苏轼事已成一分水岭了。太师充护guo军、山南西道节度文彦博就苏轼的行为，曾上书道：‘苏轼其人，其综理庶务，虽捭阖灵活却有坚毅不足；其贯穿古今，虽崇名家却无一定人。行事不定，从事不坚’……”
高太太后：“呵呵，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则和稀泥，他请朝廷在苏轼的狡辩和何正臣的正说之间，寻求一种能不违反五六里的实际情况，又能容忍三十里说法存在的一种解释。哼，出难题让我们两女人来做，不是东西！”
向太后：“朝廷中应该还是正直的人多，‘平居恂恂，口不言人过’的员外郎范祖禹就据理力争，反对模棱两可，要把五六里和三十里的是非搞搞清楚，要搞搞清楚苏轼到底算不算欺君，要对苏轼的所有问题都搞搞清楚。
还有，一向很正直的监察御史黄庆基刚才也弹劾了苏轼，说他：‘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就是苏门中的人，一些最基本的操守还是有的，比如黄庭坚，我看得很清楚，他对于苏轼将苏堤五六里说成三十里，也很是不解，他一直低着头，大概也是引以为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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