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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英殿中的争论还在低调而奢华地漫延着。现在,已经逐渐没有了刚开盘时的激烈的对撞,只有满场的窃窃私语和眉目传情,以及以虎视眈眈或沉默寡言的势态在斗气。很多人在等待,在看垂帘后的高太皇太后和向皇太后的态度,以及坐在龙椅上的皇上的态度,看风使舵,现在风向不明,舵手先打个盹,不忙着使舵。

    现在,帘后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两人很矛盾,一方面,王木木一方的观点,早已明白,贬苏的证据多少,只是王木木一方对苏轼的打击的力度的掌控。王木木一方很鄙视苏轼,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另一方面,挺苏的一方,苏粉们明知这次的浆糊搅大了,于理难说,于法不容,形势险恶,前途渺茫。但为了信仰和脸面,为了性命和利益,前仆后继,东扯西拉,还在找说法为苏轼解脱。这些强辩之词,有自相矛盾的,有横蛮耍泼的,有曲线救苏的,还有混淆是非的,颠了倒了说的。

    高太太后:“向丫头,我们对苏轼的印象一直都是很好的,他学识渊博,天资又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他也擅长书法,精行楷,能创新,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他的画学文同,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他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妙人,如何能如王木木他们这些人所言,是个贪墨虚伪、欺上瞒下的狂妄之徒?我不很理解……”

    向太后:“母后,首先,有句话叫‘德才兼备’,也就是说,现实中,有许多人有德无才;也有许多人有才却缺德。所以,一个人才华横溢,不等于他就能洁身自好……”

    高太太后:“向丫头,苏轼的诗词不是写得很好吗?苏轼的诗词,从容、豪放、创新、丰富多彩。苏轼自出道,中进士,任官吏,后经乌台诗案,现又被重用,他的人生也算坎坷。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本宫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一直赞美不已。本宫想,苏轼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应系学问所致,也系修养所致,更系其真率性情所致。综观苏轼,有人说,他的遭贬,外因是因为党争,从内因看,也是他的性格所致。这是一场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这是苏轼‘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

    向太后:“母后,世人都说苏轼‘率真’,苏轼真的‘率真’吗?他率真能把五六里的苏堤说成三十里?他率真?那为什么他治西湖之行与其乞开项目时的所言文不对题?要大造其假?所以,儿媳认为,苏轼的率真,只是他在文学上率真;在从政为官时,他并不率真,他先是被官场污染了,后又污染了别人……”

    高太太后:“向丫头,你承认苏轼中文才,你不认同苏轼的为官,我都要被你说得有点精神分裂了……”

    向太后:“母后,这分裂什么呀?依王木木他们之见,他们认同苏轼的诗品,他们不认同苏轼的官品,统而言之,他们不认可他的人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苏轼是个好的诗人,不是个好的官人,所以,总体上说,他不是个良人。”

    高太太后:“是吗?我怎么觉得一个率真的人被你们说得像是狡猾狡猾的?”

    向太后:“呵呵,母后,苏轼为官一任,他一向狡猾。就说这次他在杭州疏浚西湖,他做得是好评如潮。说他:1、修井;2、赈灾;3、治病;4、浚湖;5、开河;6、引水。这六条伟迹,与他的大作《苏轼治西湖》相合,而在王木木弹劾的奏章中看,王木木觉得事实并非如此。王木木对这5条有分说:

    1、修井事,在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时,他是杭州的通判,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并没有任何政绩,陈襄来杭后,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出水多了点。苏轼马上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结果,被粉苏者吹成‘因法以便民’。其实,其时知州是陈襄,论功绩,任通判的苏轼最多是个协从有方。再说,一般规律,通判与知州的关系都不会好,是天敌,所以,陈襄的功劳不能算是苏轼的。苏轼哗众取宠,以文取事,有偷功之嫌。

    苏轼第二次,即这次去杭,如其《乞开杭州西湖状》言,需重修六井。那,井是井事,湖是湖事,为乞开西湖从中央批得的钱财、粮食、度牒应用于湖事,应专款专用,不应混为一谈,王木木说苏轼如果不是不懂财会,就是涉嫌混水摸鱼。

    2、赈灾事,前面说过,说苏轼第二次即这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之后大旱。王木木的观点,既如此,干吗要乞开西湖?大凡大型的水利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均在风调雨顺日子好过时作为,灾荒年大兴土木,是给灾情雪上加霜。何况,西湖的湮塞又不是心急火燎的事。

    母后,王木木他还说,据他观察,杭州并没有大灾情。王木木说,若有,苏轼治西湖时还能募捐到十万两左右的银子?大灾年不赈灾,还募捐?还有,苏轼在售卖书画。中国地主积累财富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盛世收书画,乱世买黄金’。苏轼书画能大卖,那,杭州究竟是盛世?还是乱世?是灾年?还是丰年?本宫记得,在苏轼当时说杭州遭灾,并伸手要钱粮时,侍御史贾易、杨畏、安鼎就曾联名上书驳斥苏轼关于两浙灾荒的上书,提醒我们,情况不实,并要求朝廷重新调查核实。现在看来,王木木所言,所言非虚。一个城市、地区,灾否,如果苏轼自说自话骗我们,我们并不能发觉。在这个年代,知道到底灾不灾的百姓,根本不知道政府部门流转的公家之文在写些什么,所以,说一套,做一套的事,完全可能。而后人又只是依前人的记载为准,后人纪载的是前人说的一套,哪知当时的实情。当后人也成了前人时,历史彷佛就定型了。只可惜,苏堤不是橡皮筋,它静静地躺在西湖中,倔强并客观地在晒着自已,让后人的后人的再后人来步量自已。

    母后,王木木提醒得对,你看苏轼,他每到一地,就变着法儿向朝廷伸手要钱要粮要政策。现在在杭州的苏轼,他是两浙路的一把手。两浙路很大,包括浙江、江南、安徽、江西,这是大宋最富裕的一块地方。这里,有‘苏杭’两个‘天堂’;这里,有富饶的‘杭嘉湖’三角洲;这里,有‘苏常熟,天下足’。无论如何想不通,苏轼抱着金饭碗,还要向朝廷‘乞’。其,毫无责任感,不思努力奋斗,啃爹啃朝廷,纨绔加无赖,可见一斑。如果大宋全国知州都这样来伸手,我们做皇帝的怎么办?如果富甲天下的两浙一直要伸手,别的州府应该怎样过日子?

    母后,王木木说了,眼下的杭州不但不是路有冻死骨的荒时暴月,相反,在三潭印月,酒喝三坛;在苏堤,肉吃东坡大肉。这在老百姓完全是丰年时过年才能有的生活水平。

    母后,王木木还很不齿别人说苏轼‘勤政为民’。王木木的意思是,苏轼第一次去杭时,外放令已下,苏不想走,‘自此留京师几一载’。直赖了一年才去杭州。这事,吏部最清楚了,苏轼这种,上,目无领导,下,目无百姓,他还‘勤政’?他还‘为民’?

    母后,说起苏轼这一赖皮的事,我记忆犹新。因为,那年,他终于决心去杭州当通判后,一路南行。途中,还狂玩,在泗州,作《泗州僧伽塔》。又去灌酒欧阳修,而且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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