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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珍的余部,二是倭寇的侵扰。后来这两个威胁都被成祖皇帝一一解决,才有了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可谓是乘长风破万里浪。”
“朕听说成化年间,宪宗皇帝想仿照成祖皇帝派人下西洋,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案卷。兵部尚书项忠派人去取,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原因是这些案卷已经被刘大夏拿去提前焚毁。有没有这件事啊?”
“陛下是看了《殊域周咨录》这本书才有这个问题吧,臣也看过这本书。刘大夏焚毁郑和下西洋档案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这本书的记载有错误。刘大夏只是把档案藏起来了,劝谏宪宗皇帝打消下西洋的念头以后,就把档案送回去了。浙江归安有个年轻人叫茅元仪,是茅坤的孙子。他正在写一本兵书叫《武备志》,其中就引用了下西洋的档案。”
“原来是这样,朕不学无术了,袁爱卿接着说。”
“虽然咱们大明开国之初实施海禁,但并没有隔绝与海外列国的贸易,当时有朝贡贸易来充实国库。当时外邦番国呈献给大明皇帝的贡品只是一小部分货物,其余大部分的附加货物要经过朝廷的定价。货物中的六成由朝廷估价购买。”
朱由校听完恍然大悟,这种由“买方”定价的行为,其实就是在变相地收取实物税。
袁可立见皇上听懂了的样子,继续解释道:“洪武朝时,日本国进贡刀剑,朝廷定的估价为三贯。”
“三贯”指的是宝钞价格,而宝钞是一种没有准备金制度的不可兑换货币,币值非常不稳定,三贯在当时仅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如果贡使要换瓷器和铁器,那所付出的代价则更高:一个青花白瓷碗价钞三百贯,相当于一百把日本刀的价格;一口三尺阔的铁锅价钞一百五十贯,相当于五十把日本刀。
“后来,永乐朝,成祖皇帝派郑和下西洋打通贸易路线,通过朝贡得到大量的香料。这些香料可以用于支付国内大量文武官员的俸禄。”
“朕大概明白了,咱们大明朝贡收的基本都是实物,不是现银。”
“陛下英明,事实的确如此。南宋高宗末年,仅市舶收入一年即达两百万贯。元朝前期,一年商税折银一般在四百五十万两左右,其中市舶收入占极大的比重。我大明建国初年商税只有二十几万两,跟农税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为什么呢,因为朝贡来的货物没有计算在商税里头。”
“那袁爱卿你说一说,为何太祖皇帝不扩大海上贸易,多收点商税啊?”
“回陛下,一部分原因是我大明建国初年尚属于休养生息的时候,商业并不发达。另外宋代有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财政负担重,而疆域狭小,农业税收有限,需要依靠商业和海外贸易的税收来补充。太祖皇帝实行军屯,规模庞大且行之有效,因而太祖皇帝时的财政不需要负担军费的支出。正因如此,太祖皇帝才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我大明疆域远比宋朝广大,所以农税也比宋代多得多。我大明官员的数量也不像宋代那么庞大,官员的俸禄也比较低。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的税收即可维持,不需要过度依靠海贸的税收。”
“朕明白了,既然有海禁,应该只有朝贡,没有私人海商了?”
“回陛下,虽然有海禁,但是私下的海上贸易一直在进行。直到正德年间,武宗皇帝虽然有些荒唐,但是也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市舶司正式有了税收。正德年间的抽分法,对贡使的附带私物抽十分之二的实物税。后来对大明海商也渐渐的照此办理。因此海禁虽未明令废除,但实际上已网开一面。以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为代表的一部分开明官僚认为,私人海外贸易百法难防,无法禁绝,不如因势利导,放宽海禁,承认私人海外贸易合法,从中可以征收较多的商税,增加财政收入,补充军饷,弥补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也有保守官僚反对,比如说当时的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他就反对抽分。”
“那也就是说,海禁从正德年间就是子虚乌有了?”
“准确的说,是闽浙一带地方官府彻底管不住海贸走私了。佛郎机人乘着他们的走私船,占领了沿海的一部分岛屿做生意,他们与大明当地的商人搭桥,贿赂地方官吏,使得走私贸易急剧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