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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林打电话过来，是请张云起吃饭。
张云起就顺带柯尼卡hexar照相机带过去还给了余林，这玩意儿很贵，至于余林请他吃饭，只不过是绷不住了，早个把月前商量着说要合伙搞贸易公司，至今连最基本的出资配比和股份都没扯拢，这还开个锤子开。
喝酒的时候，两人扯了很久的淡，话题最后回到了掌中王掌上机上。
余林表示江川市的掌上机市场差不多快饱和了，因为今年市面上也涌现了很多其他牌子的掌上机，虽然价格都比掌中王贵点，但还是分走了不少份额，如果合伙开贸易公司，单单靠这款掌中王是不行的，没有竞争力，赚不了大钱。
张云起想了一下，抛了一个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的商机：“其实除了掌上机，咱们还有贩卖其他电子产品，单放机、都能搞到手。”
余林立马问：“这些你都能搞到低价的？”
张云起点头。
这些山寨玩意儿深圳华强北满大街都是，牌子杂，更新换代快，缺乏竞争力，只能做一锤子买卖，他并不打算做这个，他也有更好的项目做，但现在开公司的事儿还没个说法，自然不能透露给余林。
张云起端着一杯酒道:“老余，说说吧，这个贸易公司的事儿你打算怎么搞？”
余林没有急着说话，他喝了一杯酒才笑道：“小张，你说的这些货，是从南边沿海地区拿来的吧？”
张云起一怔，随后点头：“是的。”
余林明显地愣住了。
他的这个表情，摆明了告诉张云起，我只是察觉到了你的货是从沿海一带来的，我只是在试探你，你他妈平时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就直接认了呢。
毕竟，货源是张云起和他合伙开公司最大的依仗，没有这个依仗，张云起在他面前的优势并不大。
但是张云起可不这么想，无所谓了，余林知道货源又如何？瞒得了余林一时，瞒不了一辈子。
要知道，九零年代初是外贸投机倒把的鼎盛时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牟其中的罐头换飞机，这个草莽时期的中国商界教父，在91年利用时间差以价值4亿的500车日用消费品换4架飞机，倒手赚了一个亿。这个空手套白狼的商业奇迹，注定前无古人后也不会再有来者。
那个时候苏维埃刚刚解体，中俄经济贸易也才全面恢复，海外淘金热骤然兴起，因为俄罗斯的轻工业不是很发达，很多生活用品都比较紧缺，这才有了以牟其中为代表的大批中国商人涌入俄罗斯淘金。
张云起记得以前他看过一部电影，《莫斯科行动》，由真实案件“中俄列车大劫案”改编，夏雨主演，这部电影说的就是这个外贸投机倒把的疯狂时代。
中国一件70元的皮衣，运到俄罗斯就能净赚三四百元，火车开入俄罗斯境内后，每到一个站点，倒爷们就扒着车窗，向在站台附近等候的当地商人兜售货物，回头火车还没到终点站，货物就已经卖的七七八八。
同样的，九零年代也是内贸投机倒把的落日余晖，随着国人经济水平的日渐提升，体外价格机制的逐渐发育、壮大，信息传播的媒介越来越多样和发达，像七零八零年代的那种南货北运和利用计划经济价格双轨制大发横财的倒爷，已经失去了信息和体制内价格的优势，在九零年代中期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张云起贩卖掌上机，其实就是这个路数，简单的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来攥取差价。
每次王贵兵把货从深圳带到江川市后，都会把托运单撕掉，余林不知道货从哪里来，他很聪明，也从来不去问，但他是个商人，混的也还算成功，他有商人对财富和商机应有的嗅觉，所以他发现了廉价掌上机货源来自于南方沿海一带，张云起不意外。
尽管九零年代初是个消息闭塞，思维更闭塞的时代，但是毕竟邓公南巡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去年10月份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第二次改革开放正当热浪如潮，越来越多的草莽前赴后继奔向南边的那个小渔村，缔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也越来越多有眼光的人知道哪里遍地黄金，有数不清的财富商机。
余林显然是一个有眼光的商人。
他以前的货都是来自苏杭温州一带，而且还是从二级经销商哪来拿下来的，但是和张云起做生意后，他以一个商人对商机特有的嗅觉，肯定会像狗一样闻着味道去寻找，过了这么几个月，给他找着了，一点不奇怪，甚至还算慢的，但找着了是一回事儿，想利用这点掌握主动权，那还得看看他的对手是谁。
上辈子张云起混的不算好，但当年在国营食品厂干销售经理的时候，也算是年身经百战，跟供应商、经销商、广告商、保险商谈判过无数次，跟形形色色的人砍过价，历练出一身刀枪不入皮厚如城墙的本事。那时候整个食品厂，客户最怕他来谈判说事儿，经常是说着说着猛然发现：咦，我怎么又被你绕进去了？其实诀窍只有两个：一是后发制人，先让对方发球；二是拼命藏住自己的底牌。
现在余林憋不住发球了。
张云起最大的价值就是拥有这条渠道，现在余林知道他的货源，自然就失去了优势，但是可不要忘了，当初他们之间是签署过销货协议的，每个月余林要替他卖4000台掌上机，期限半年，所以余林知道货源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得替他再买几个月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