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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他们还随时可能会被列强势力或者当地土著肆意杀戮。后世的印尼曾在建国后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从1945年11月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1946年6月文登惨案、1946年8月山口洋惨案、1946年9月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巨港惨案到1965年开始的全国性排华，以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还有1998年5月、2000年5月那两次让全世界华人愤怒的排华暴乱。一次次的惨案，一次次的排华运动，印尼华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被当地土著肆意烧杀淫掠。可以说，印尼华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斑斑血泪史！
其实，不光印尼华人史是血泪史，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人史，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远在印尼建国之前，南洋的华人就已经饱尝了列强和当地土著所施加的各种迫害。
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两万多人；1639年菲律宾华人又被屠杀近两万，幸存华人被强迫信奉天主教，并须交纳高额人头税；1662年西班牙人又因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迁怒当地华人，进行第三次大屠杀。这一次几乎把当地华人杀尽。
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爪哇岛巴达维亚的华人社区突然进行疯狂抢劫屠杀。一万多的华人，幸存者不过百余人。大量受难者尸体被扔进河中，使河水为之变红，史称“红河惨案”。
1853年婆罗洲的荷兰殖民者和当地土著因嫉妒开采金矿的华人，突然向华人发动暴力袭击。三万多华人及其家属妇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1884年，荷兰人与当地土著侵入婆罗洲上由华人建立的兰芳共和国。兰芳共和国虽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其残余势力逃至苏门答腊。只是，由于仍害怕清政府作出反应，荷兰并未公开宣称已占领兰芳地区，而是另立了一个傀儡以便进行统治。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后，荷兰才正式宣布对兰芳地区的占领。
……
赵振中在以前世界曾因到海外执行任务而对印尼和南洋一带华人的历史进行过大致了解，虽不能说对南洋华人20世纪后所遭遇的劫难了如指掌，可对那些典型的历史事件还是基本清楚的。
在赵振中看来，尽管历史上南洋和印尼华人曾因财产和阶级划分等原因在大陆建国后偏向于偏居一隅的国民党政府，但凭着南洋华人在抗战中对祖国大陆无私奉献的历史功绩，以及其后在国内建设上所提供的帮助，中央政府就绝不应该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由对印尼华人的遭遇视而不见！从历史上算起来的话，大陆对南洋华人亏欠良多。
正是考虑到要改变南洋华人的历史遭遇，以及为将来的中国拓展影响范围等多种因素，赵振中等人才提出了南洋建国方案，并鼎力相助致公党来施行。毕竟，致公党从洪门算起的话，在南洋一带也是有深远历史影响的。
听了陈炯明的大致介绍，对照自己以前了解过的历史情况，赵振中也不禁为南洋华人的境遇而摇头叹息。整顿心绪之后，赵振中又建议道：“我觉得除了我们在各自的产业中培养技术工人之外，最好能在开辟基地的时候一并建立几所初级学校，以教授各建设人员读书识字，扫除文盲。以便为将来建国行动培养专门人才奠定基础。”
“可能的话，陈先生不妨也建设一所军事类学校，以培养部队所需要的各级指挥人员。蒋中正从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到26年北伐，中间不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用4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也能培养出10多万部队的初级指挥官。”
“当然，建国行动所需要的是多种人才。只要有了充足的人才，我们南洋建国行动就有了希望。而南洋建国成功的话，那海外华人和大陆国人，也会多了一份希望。”
“另外，‘南洋建国’这个字样太过敏感，容易引起他人注意，为了保密起见，陈先生最好能为这个方案起个别的名字称呼。”
“是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人才的培养确实很重要。”陈炯明点头说道，“至于建国方案的别称，我看就叫‘希望之光’吧。我们救助灾民，是带给他们一份希望，实施南洋建国方案则不光是给他们，也是给我们自己，以及海外华人和国内同胞一份希望。”
“光明和希望……这个名字不错。”赵振中点头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