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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
最先动下手的是一贯保守谨慎的浙商。
这回登门的是浙商龙头，福瑞隆总号的大东家，潘家的掌门人，潘慎行。
头戴万字巾，身穿低开衩的深青窄袍，露出里头的白护领，腰间的丝带有些陈旧，系了个宽宽大大的扇袋子。
光看外表，这个五十多岁的潘慎行完完全全就是个饱学之士，很难和浙商龙头这样的身份联系起来。
偏偏这个貌似老学究的文雅老人，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而且是巨商。
在浙西苏南一带，潘家的名号响亮的很，不仅是因为福瑞隆的分号联号遍地开花，更主要是因为以潘家为龙头的浙商在深刻的影响人们的生活。
和徽商不同的是，浙商的侧重点不是商业，他们大多已不再注重低买高卖的商业模式，而是大肆开展工业源头。
当时的商业模式主要有商、佣、典、工四种，商就是低买高卖的传统生意模式，以赚取货品的价差为主，佣则是中介的意思抽取佣金。典，从表面上是看是典当行业，其实已经转变成存银放贷的金融模式，完全就是后来票号钱庄的前身。至于这个工，就是开办工厂作坊，雇佣人工，生产之后直接销售。
在大明王朝，尤其是在万历以后的这几十年里，在两浙两江一带，兴办产业雇佣专职工人的生产方式极为普遍。
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这种模式和后世的大工业化生产还有天壤之别，但是已经具备工业化的几个基本要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已经是纯粹的资本产业了。
在资本产业兴起的初期，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积累，短时间内很难和传统的低买高卖商业比肩，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之后，这种沉厚积淀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到了这个年头，浙商已经积累巨大的资本（资本不同于普通商业的财富），拥有固定的产业工人，完全具备资本产业的基本特征。
很多人把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其实这种必然之中也隐藏了许多偶然，而洪武皇帝朱元璋整治沈万三就是这许多偶然之中的一个。
当年朱元璋几番打击浙商巨头沈万三，知道把沈万三从肉体上灭亡之后，和沈家有牵连的诸多产业销声匿迹，再不敢浮出水面。
后来沈家后人改为潘姓，依旧不敢在传统商业上和同行们竞争，不得不转向这种投资巨大回报缓慢的资本运作模式。
经过两百年的深厚积累之后，终于成就了今天的局面。这究竟是偶然引起的必然，还是必然中隐含的偶然？恐怕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
朱元璋和沈万三若是看到今日的局面，不知会作何感想？
资本产业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和官府以及各种势力之间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关联。
两百多年前的沈万三吃了大亏，而他的后世子孙自然不会再重蹈覆辙。
浙商貌似保守，其实精明的很，采取比较隐晦的方式影响大环境，他们已经懂得使大环境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浙东的鲁王朱以海还是潞王朱常淓，都和浙商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位浙商领袖人物虽然是以私人身份接触李四，但他还有一层潞王特使的身份没有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