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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今天下午给孩子把试卷讲明白了，张队又给派了新任务：让我帮孩子检查检查作业。”
平哥伸手把那作业本拿了过来，装模作样地翻了两下，却看不出什么头绪。于是他又退回封皮，对着姓名一栏念道：“张天扬--我操，这父子俩名字倒是一个比一个霸气。”
杜明强也把脑袋歪过来瞥了一眼，只见那封皮上果然写着：
“芬河小学五二班，张天扬，2号楼203房”
“嗬，怎么把家庭门牌号还写在作业本上？好让老师对着号家访吗？”杜明强嘴里塞着饭，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这不是家庭住址，是学校住宿的房间号。”杭文治解释说，“芬河小学是全市最好的贵族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就实行寄宿制。学生平时都住在学校里，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哦。”杜明强又把那几行字认真地看了一遍，像是要牢牢记住似的。
平哥对这些细节不以为意，他一甩手把作业本还给杭文治：“得了，好好准备准备吧。”
杭文治“哎”了一声，捧着作业本坐到自己的床铺上翻阅起来，他那副专注的样子倒真似个称职的园丁呢。
第二天是周日，大早上的杭文治就被管教提走，不用说，自然是给张海峰的儿子辅导功课去了。其他犯人则获得到操场上活动放风的机会。因为黑子和小顺都在关禁闭，四二四监舍的氛围便冷清许多，再加上杭文治又不在身边，杜明强便独自找个角落，晒晒太阳听听音乐，乐得无人打扰，清静自在。
杭文治将及中午的时候回到监舍，和大家一起吃了午饭。下午监区组织犯人进行思想学习，内容枯燥，无需多表。
休息日很快过去，到了周一早上，新一周的劳动改造又拉开了序幕。犯人们在食堂吃了早饭，排着队来到车间门口，准备领取劳动所需的工具。
负责分发工具的依旧是四监区的关系号“大馒头”。他手持一份犯人名册，按顺序每点到一个犯人时，后者便自行拿取一套工具：计有剪刀一把，卷笔刀一只，胶水一瓶，橡皮一块，木尺一柄，铅笔一支。
剪刀是用塑料包着边的儿童用品，利度仅能用作裁剪纸张；卷笔刀则包裹在玩偶泥胎之内；木尺质地疏松，难以伤人……在这套工具中，唯一可能制造出事端的便是尖锐的铅笔。基于这个原因，监区对于铅笔的管理极其严格，把铅笔带出车间的行为当然是绝对禁止的，而且每支铅笔在领取时都要记录长度，以防有人将铅笔折断后携带半支出厂。
记录长度的办法倒也简单。犯人从一个大纸盒子里拿了铅笔之后先交给“大馒头”，后者会把这支铅笔的尾部顶着名册上该犯人的名字延伸出去，然后铅笔头顺势往下一压，在名册上点出一个记号来。这样等犯人交还铅笔时，还要比对是不是比这个记号短了许多，只有误差在两公分之内的才算合格。
这套程序已执行多年，“大馒头”操作起来也是驾轻就熟。所以犯人虽多，但队伍向前推进的速度却不慢。三五分钟之后，四二四监舍的几名成员已经按顺序排到了队伍的最前列。
按照入监的时间顺序，平哥排在监舍头一个，此后依次是阿山、杜明强和杭文治。前面三人都顺利的领到了自己的工具，到杭文治这里却出现了一些波折。
其他犯人领铅笔的时候多少都会在大盒子里选一选，找支相对来说比较长、比较新的，这样使用起来会顺手一些。但“大馒头”看见杭文治排过来便拦着对方不让挑，然后他自己在盒子里细细扒拉了一番，将其中一支最为旧烂的铅笔挑出来交给对方。
杭文治拿着那支破铅笔犹豫了一会，对“大馒头”说道：“这铅笔不太好用了，给我换一支吧。”
“大馒头”撇着嘴冷笑一声：“换什么换，这本来就是你自己咬的！”
已经领好工具的杜明强正准备往自己的工位上走，听到后面起了纷争，便停步回身看去。只略略一扫他便明白了事件缘由：杭文治手中的那支铅笔正是上周末加班时所用的。而杭文治一直都有咬铅笔屁股的习惯，那天因为钻研奥数题，思路纠结起来，咬得便格外凶狠。现在整个铅笔屁股上布满了牙印，甚至连相近的笔身上也出现了裂纹。
其实对于咬铅笔这件事，“大馒头”以前就训斥过杭文治。当时还是杜明强给后者解的围。从此之后，杭文治每次都使用被自己咬过的铅笔，虽然坏习惯令人反感，但也并不影响他人。不知道他今天为何却要提出换一支铅笔？
却见杭文治把铅笔往“大馒头”眼前送了送，解释说：“这支笔的木纹已经裂了，再用的话吃不上力了，笔芯特别容易断。”
“大馒头”爱搭不理地瞥了一眼，铅笔上确实已有长长的裂纹，但他并不会因此迁就对方，反而讥讽地说道：“裂了也换不了！就你这张狗嘴，换一百支新笔也得全都咬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