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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与佛学

    所以王充为后一世纪的道家复兴开辟了道路。在这里,要再一次强调“道教”与“道家”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我们要讲的是道家哲学的复兴,这种复兴的道家哲学,我称之为“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汉朝末年,道教也开始产生了。现在有人把这种民间的道教叫做新的道家。古文学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阴阳家成分,这些成分后来与道家混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杂家,叫做道教。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还原为师的地位,老子则变成教主,这种宗教模仿佛教,终于也有了庙宇、神职人员、宗教仪式。它变成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几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学,所以只能叫做道教。

    在这以前,佛教已经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入中国。这里也必须强调“佛教”与“佛学”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刚才说过,佛教在制度组织方面极大地启发了道教。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发展则是受到民族情绪的极大刺激,人们愤怒地注视着外来的佛教竟然胜利地侵入中国。有些人的确以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国本地的信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又从它的外来对手借用了大量的东西,包括制度、仪式,以至大部分经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还有它的哲学,即佛学。道教虽然一贯反对佛教,但是道家却以佛学为盟友。当然,在出世方面,道家不及佛学。可是在神秘的形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处。道家的“道”,道家说是不可名的;佛学的“真如”,佛学也说是不可言说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这样的名词术语,正是中国话所说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3世纪、4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一般都是道家,他们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的亲密朋友。这些学者一般都精通佛典,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经典,特别是《庄子》。他们相聚时的谈话,当时叫做“清谈”。他们谈到了“非非”的时候,就一笑无言,正是在无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这类场合,就出现了“禅”的精神。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学和道家哲学最精妙之处的结合。它对后来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将在第二十二章详细讨论它。

    政治社会背景

    现在,让我们回到汉朝独尊儒家和尔后复兴道家的政治社会背景上来。儒家的胜利不是仅仅由于当时某些人的运气或爱好。当时存在的一定的环境,使儒家的胜利简直是不可避免的。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以法家哲学为基础的残酷无情的精神,这在对内控制和对外关系中都表现出来。秦朝亡了以后,人人就谴责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讲儒家的仁义道德。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以及苏秦、张仪之学的人一律不准举为贤良做官。(见《汉书·武帝纪》)

    法家如是变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与法家距离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很自然地发生了有利于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汉朝初期,所谓“黄老之学”的道家,实际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年至前157年在位)就深爱“黄老”,大历史学家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评价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学来说,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尽可能少管事情。所以圣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过多造成恶果,他就要尽量消除。这恰好是汉初的人所需要的,因为秦朝造成的苦难之一,就是管得过多。所以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率领他的革命军队,进入秦朝首都长安的时候,就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见《史记·高祖本纪》)汉朝的创建人就是这样地实行“黄老之学”,虽然实行了,无疑是完全不自觉的。

    所以道家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政策是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使国家在长期的耗尽一切的战争后恢复元气。到了元气恢复了,道家哲学就不再适用了,而需要一个进一步建设的纲领。统治者们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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