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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魏太监窃弄权柄，祸国殃民应予严惩。因此被天启严惩，革职为民，逐出都门。
崇祯年间刘宗周再次出山担任工部左侍郎，任职期间仍然保持本色，天天上疏提意见，所以即便是爱较真的崇祯也不得不承认刘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
北京沦陷，皇帝殉国后，被罢职在浙江老家的刘宗周听到这个噩耗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忠于大明，并第一时间投入到挽救朝廷危亡的行动中，刘宗周一个人扛着长矛走到杭州，要求杭州巡抚黄鸣骏为崇祯发丧并起兵讨贼，黄鸣骏虽然勉强同意发丧，但是对于起兵一事逡巡不前，刘宗周又和前侍郎朱大典，前给事中章正宸等人召募义旅，谋划北上。
就在这时，福藩在南京继位登基，继承大明法统了。
章武政权组建后，重新启用了刘宗周，刘宗周不改忠直本性，自任都察院左督御史以来，大到朝廷国策大政，小到皇帝日常生活，刘宗周都喜欢插一杠子。
而对于这位名望甚高，历仕三朝的老臣。朱由桦也是十分给面子的。
比如有一次，善于观察细节的刘宗周发现皇帝身上有些酒味，于是便谏言，希望皇帝能以拯救苍生为己任，保重身体，把酒戒了。
朱由桦虽然只是难得饮酒，但他知道刘宗周是出于公心说这话的，所以很诚恳的表示了同意。
皇帝虚心纳谏，刘宗周高兴的同时也有点不好意思，便稍微松了口，要是每次只喝一杯也没什么。
朱由桦很爽快的表示，就按您说的办。
就这样，尽管朱由桦和一些东林大臣们关系比较僵，但是和刘宗周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
登基月余，除了一些礼仪琐事，刘宗周也确实提过一些靠谱的建议。
如南都群臣都在商议联虏灭寇的时候，刘宗周提出了“御驾亲征”的战略思想，反对联虏平寇，他提出：“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
刘宗周认为，中都凤阳地理位置优越，“东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顾荆、襄，而南去金陵不远。”
刘宗周还建议皇帝亲自掌握禁军，京营提督，独断寝之。
皇帝若率亲征之师进驻凤阳，便能掌控四方，并以此为基地进行北伐。这样一来，秦、晋、燕、齐必有响应而起者。
皇帝御驾亲征，有利于发展军力，有利于提高朝廷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理论上来说，是一个相对可行的战略思想。
之所以没有被朱由桦采纳，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朱由桦当时还缺乏足够的权力，包括用人权，财权和兵权，都被东林的实权派们掣肘着，难以大展拳脚。
第二，南京的京营虽有六万多的兵力，几百年的世袭下来，早已形同朽木，不堪一战了，是一支只能管管治安的有名无实的军队，用这样的军队，达不到居重驭轻的目的，是驾驭不了那些跋扈的藩镇，完成北伐的任务的。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鉴于屡日来和东林党之间的龌鹾，朱由桦完全有理由相信，东林党绝对有另立新君的企图，他怕自己前脚刚出了南京，东林党们后脚就抄了他的老底，在南京另立一个新君，架空他！在联想到刘宗周的东林背景，朱由桦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东林的一个阴谋，借刘宗周之手，来达到推翻自己的目的，所以保守起见，他拒绝了刘宗周的亲征建言。
打击掌握实权的东林党人，控制肯听话的东林党人，拉拢拥有名望且保持中立的东林党人。这是朱由桦自登基以来一直坚持奉行的对待东林党人的策略。打一批，拉一批，再收一批，既有斗争又有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削弱已经强大到令自己感到恐惧的东林党的势力。朱由桦心中的谋划正是如此。
而刘宗周便属于其中的第三类，是朱由桦一直想要尽力拉拢进而收为己用的那一部分。这才有了登基月余以来君臣和睦的关系。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在朱由桦准备拉人帮助自己掌控朝政的关键时刻，刘宗周一改之前秉持公正和中立的态度，竟然还是倒向了东林党一方，为他们声张。
难道真是屁股决定脑袋？！
既然如此不识时务，那就不要怪朕了，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