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1939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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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接待员用指尖把钞票拨过去。

    我向“德国仔”挥挥手。他打开门，向接待员行个礼，跟着我进了电梯。

    在我那间小屋诡异朦胧的灯光下，“德国仔”解下皮带，脱下衬衣，挂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他穿着背心和长裤在床上舒展四肢，背对着墙。我倚着他，感觉着他那紧贴着我的身躯。他温暖的气息拂上我的脖子，他的手臂搂着我的腰。我琢磨了片刻：他会不会吻我呢。我希望他吻我。

    “这是真的吗？”他低声说，“这不可能，不过我一直梦想着这一天。你呢？”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从来不敢想会有与他重逢的一天。在我的经历之中，当你失去某个在乎的人，他们便会杳然无踪。

    “过去十年里，你遇到过的最妙的一件事是什么？”我问。

    “再次见到你。”

    我微微一笑，紧贴着他的胸口：“这件不算。”

    “第一次遇见你。”

    我们都笑了：“这件不算。”

    “嗯，除此之外，”他若有所思地说，嘴唇贴着我的肩膀：“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吗？”他将我拉近了些，一只手搁在我的腰上。尽管我从未有过这种经历（连单独跟男人待在一起也没有几次，更别说跟一个只穿背心的男人在一起了），我却并不紧张。他吻我时，我整个人都在震颤。

    过了片刻，他说：“我想，最妙的是发现我自己还有些专长，在弹钢琴方面。我一度是个空心人，没有自信，弹钢琴让我在世上有了立足之地。嗯……我生气、难过，甚至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弹钢琴。连我自己也难以说清自己的感受时，琴声却可以替我传情达意。”他轻笑一声，“听起来很荒唐，对吧？”

    “不荒唐。”

    “你呢？你最妙的经历是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答不上来。我支起身，盘腿坐到小床的床头。“德国仔”也挪了挪，在床头另一边靠着墙。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告诉他，自己在伯恩家是多么孤独、多么饿，在格罗特家是多么悲苦。我告诉他，我多么感激尼尔森夫妇，但与此同时，有时候在他们身旁，我又感觉多么按部就班。

    “德国仔”则把他离开格兰其大厅后的遭遇告诉了我。与农夫和他妻子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果然跟他担心的一样糟。他们让他睡在牲口棚的干草堆上，如有怨言，就会挨打。他在伺候干草的时候出了意外，肋骨骨折，农夫夫妇却一直没有叫医生。“德国仔”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三个月，终于逃跑了。因为一天早上，农夫把他从梦中揍醒，说是一只浣熊钻进了鸡舍。“德国仔”又痛又饿，肚子里长了寄生虫，一只眼睛还感染着，结果倒在前往城里的路上，被一位好心的寡妇送进医院去了。

    但农夫说服了当局，声称“德国仔”是个不良少年，必须严格管教，于是当局又把“德国仔”送到了农夫家。“德国仔”又逃跑了两次，第二次恰逢暴风雪，而他居然没有冻死，也算是一桩奇迹。他撞上了邻居的晾衣绳，结果救了他一命。次日早晨，邻居发现了牲口棚里的“德国仔”，跟农夫做了笔生意，用一头猪换来了“德国仔”。

    “一头猪？”我说。

    “我敢肯定他觉得这笔生意很划得来，那头猪可肥了。”

    用猪换回“德国仔”的农夫名叫卡尔·梅纳德，是个鳏夫，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他让“德国仔”干杂活，但也送他去上学。当“德国仔”对鳏夫的亡妻曾经弹过、现在却已积满灰尘的立式钢琴感兴趣时，农夫请人给钢琴调了音，又找了个老师到农场教授“德国仔”。

    十八岁的时候，“德国仔”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他对在乐队和酒吧弹钢琴的活儿来者不拒，找到一宗就接一宗。“梅纳德想让我接手农场，但我知道我不是那块料。”他说，“说实话，我很感激自己有份能派上用场的本事，也很感激能自力更生。长大成人真是一种解脱。”

    我还从未这么想过，但他没有说错：长大成人确实是一种解脱。

    他伸手轻抚着我的项链：“你还留着呢，真是让我心有所信呢。”

    “信什么？”

    “上帝吧。不，我不知道。生存。”

    清早五点左右，窗外的夜色渐渐透出熹微的晨光。他告诉我，八点钟他要去班纳街的新教圣公会教堂为礼拜演奏管风琴。

    “你想到时候再走吗？”我问道。

    “你希望我留下吗？”

    “你怎么想？”

    他靠墙伸个懒腰，把我拉到身旁，再次贴着我蜷起来，用胳膊搂着我的腰。躺在那儿与他呼吸相闻，我能听出他沉入梦乡的一刻。我闻着他身上的须后水香、发油香。我伸手握住他的手，攥住他修长的手指，与他十指交缠，回想着命运是如何引我一步步走到他身边。如果此行我没有来，如果我已经先行吃过晚餐了，如果理查德把我们带去了另外一家酒吧……这盘棋有千万种下法。但我不禁寻思，我所经历的一切都通向今天这一步。如果没有被伯恩夫妇挑中，我就不会落到格罗特家，遇见拉森小姐。如果拉森小姐没有带我结识墨菲太太，我就永远不会遇见尼尔森夫妇。如果我没有与尼尔森夫妇一起生活，与莉莉、小艾一起上大学，我就永远也不会到明尼阿波利斯过夜——很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再与“德国仔”重逢。

    我的一生，感觉处处偶然，一次次偶然地失去，一次次偶然地相遇。然而生平第一次，我感觉眼前仿佛宿命。

    “嗯，”莉莉追问道，“出了什么事？”

    我们正在回赫明福德的途中，小艾在后座上摊手摊脚哼哼唧唧，戴着一副墨镜，脸色泛青。

    我打定主意不松口：“没出什么事啊，你那边怎么样？”

    “别转移话题，姑娘。”莉莉说：“不管怎么说，你是怎么认识那小子的？”

    我已经打好了腹稿：“他到店里来过几次。”

    莉莉将信将疑：“他去赫明福德做什么？”

    “他卖钢琴。”

    “哼。”她显然并不相信，“好吧，你们俩似乎很合得来嘛。”

    我耸耸肩膀：“他人品不错。”

    “话说回来，弹钢琴的能挣多少？”后座上的小艾说。

    我真想让她闭嘴。但与此相反，我深吸一口气，轻描淡写地说：“谁知道？我又不会嫁给他。”

    十个月后，在路德会恩典堂的地下室里，对二十多位婚礼来宾复述完这段对话之后，莉莉举杯祝酒。“致薇薇安与卢克·梅纳德，”她说，“祝他们永远琴瑟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