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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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你,但有人告诉我你要来上课。我是拉森小姐,你一定是……”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开口,不过我说的是“妮芙”,她说的是“多萝西”。拉森小姐看见我的表情,说道:“是我弄错了吗?还是你有个小名?”
“不是的,夫人,只是……”我感觉脸颊发烫。
“怎么啦?”
“我以前叫妮芙,有时候我都忘了自己叫什么。在新家里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
“那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叫你妮芙。”
“没关系,就叫我多萝西好了。”
她微微一笑,端详着我。“那就听你的。露西·格林?”她对我身后的女孩说,“请带多萝西去她的课桌,好吗?”
我跟着露西,来到一个装了几排衣服挂钩的地方,把大衣挂到钩子上,接着走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屋。屋里弥漫着柴火烟和粉笔的味道,还有个油炉、一张讲桌、几排长凳和座位,东面和南面的墙上是两块黑板,黑板上方贴着字母表和乘法表。另外两面墙上全是大大的玻璃窗。头顶的电灯洒下明亮的光,矮矮的架子上摆满了书籍。
等到所有人都坐好,拉森小姐把一根细绳上的拉环往下一拽,一幅彩色的世界地图出现在墙上。她叫我过去,把爱尔兰在地图上指出来。我仔仔细细地找着,找到了戈尔韦郡,甚至找到了市中心。地图上没有金瓦拉这个小村,但我摸了摸它所在的位置——就在蜿蜒的西海岸线上,戈尔韦郡的正下方。那是纽约,这是芝加哥,还有明尼阿波利斯。地图上也找不到赫明福德县。
连我在内,班上共有二十三个学生,年龄从六到十六岁不等,大多数来自本地的农场或农家,在这里学习读写。我们闻起来都有股身上没洗干净的味道,尤其是那些已经到了青春期的大孩子。拉森小姐告诉我,学校的厕所里有毛巾,几块肥皂和一盒小苏打,如果想梳洗的话可以用。
跟我讲话时,拉森小姐总是弯下腰望着我的眼睛。问我话的时候,她会等我回答。她身上有股柠檬和香草的味道,而且她似乎拿我当个聪明孩子看待。在我做完阅读水平测试以后,她从讲桌旁的架子里取了一本书给我。那是一册印着黑色小字的精装书,里面一张插图也没有,书名叫《绿山墙的安妮》。她告诉我,等我读完全书,她会让我谈谈读后感。
有这么一大帮孩子,你觉得这个班一定会乱成一团糟吧?但拉森小姐罕少大声训话。校车司机波斯特先生会砍柴火,烧炉子,打扫前门的落叶,还会修车。他也给我们上数学课,一直教到几何学。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学过几何,因为当年正闹蝗灾,他不得不去农场帮忙。
课间休息时分,露西叫我跟她们一起玩各种游戏:扔球啦,快快跑啦,绕圈唱歌啦。
到四点半走下卡车,在回格罗特家小屋的漫漫长路上,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我还从来没有在别处见过格罗特家吃的东西。天刚破晓,格罗特先生就带着来复枪和棒子出门了。他会带回来松鼠、野火鸡、长胡子的鱼,时不时还会带回来一头白尾鹿。午后时分,他会回到家中,浑身粘满了松胶,大多数时候带回来的是红松鼠,但它们不如大一点的狐松鼠和灰松鼠好。格罗特先生把灰松鼠叫作“毛毛尾巴”。狐松鼠个头很大,有些狐松鼠看上去活像橙色的猫。松鼠们在树林里叽叽喳喳,格罗特先生用两枚硬币互相敲击,哄得松鼠们现身——敲硬币的声音跟松鼠的叫声差不多。格罗特先生告诉我,灰松鼠的肉最多,但也最难找。它们害怕或发怒的时候会发出“切克切克”的声音,他就是循着这种声音找到它们的。
格罗特先生一气呵成地把小动物剥皮,剖开,取出内脏,然后把小小的心脏、肝脏和一块块深红色的肉递给我。我告诉他,我只会做煮卷心菜和羊肉,但他说其实差不多。他教我怎么做烧什锦,也就是把肉丁、洋葱和蔬菜炖成一锅,再加上芥末、生姜和醋。先把肉用油煎一下,然后放进土豆、蔬菜和其他配料。“就是大杂烩,”他说,“手头有什么,就放什么。”
刚开始,我被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给吓坏了:剥了皮的松鼠血肉淋漓,好似拉森小姐书本里的人体解剖图。但饥饿终究战胜了不安。没过多久,我便对炖松鼠习以为常了。
格罗特家屋后是一块菜园,即使正值四月中旬,也还有些根菜可以挖:枯萎了的土豆、番薯、硬皮萝卜和芜菁。格罗特先生把我带到菜园,给我一把鹤嘴锄,教我怎么把蔬菜挖出来,然后在水泵下清洗。但菜园里有些地方尚未解冻,蔬菜很难挖。为了去年夏天种下的那些又老又硬的菜,我们两人冒着寒气挖了约莫四个小时,才挖出一小堆难看的菜。孩子们不时在屋里进进出出,坐在厨房的窗户旁边朝我们张望。谢天谢地,幸好我还有双露指手套。
格罗特先生告诉我他如何在小溪中播种野稻,如何收割粮食。野稻是棕色,口感很硬。在夏末收成以后,他播下种子,来年就能收割了。格罗特先生解释说,野稻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到了秋天就会枯死。落下的种子来年春天会在水中扎根,接着长出水面,稻苗好似高高的野草一般在水中摇曳。
到了夏天,他会在屋后的空地上种香草——薄荷、迷迭香、百里香等,然后挂在房子里晾干,他说。目前厨房就有一盆薰衣草,在污秽不堪的屋子里显得如此奇特,仿佛垃圾场里的玫瑰。
四月底的一天,在学校里,拉森小姐让我去门廊取些柴火。当我回到教室,全班同学已经站了起来,由露西·格林领头,为我唱起了生日歌。
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你们怎么知道?”
“资料里写着你的生日嘛。”拉森小姐微笑着递给我一块葡萄干面包,“是我的房东太太亲手做的。”
我望着她,一时难以置信:“给我的吗?”
“我跟她说过,班上要新来一个女生,而且她的生日快到了。房东太太喜欢烘焙。”
面包的质地绵密盈润,尝上去有股爱尔兰的滋味。只咬了一口,我便仿佛回到了祖母那间温暖的小屋,回到她那暖意融融的炉灶前。
“九岁到十岁可是一大步啊,”波斯特先生说,“年龄从一位数变成两位数了。接下来九十年,你的年龄可都是两位数啦。”
当天晚上,我在格罗特家取出没吃完的面包,跟他们提起下午的生日派对。格罗特先生哼了一声:“庆祝什么生日,太可笑了。我连自己是哪天生的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日我当然也不记得。”他冲着他的孩子们摆摆手,“不过,吃面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