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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妮，把最近两个月的东南亚股市汇市的资料汇总给我。”约翰杜尔给自己的助理布置了一项任务。
良久，约翰杜尔摘下眼镜，“情况确实不太对，泰指的走势明显有庄家建仓，最近美元加息，如果这时候有人大笔卖出泰铢空单，同时在现货、股市狙击，泰国央行目前不到三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确实无法应付。”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黑手也有摩根史丹利一份，但摩根史丹利太大了，部门众多，相互之间的了解都不一定比他们的客户对他们的了解更多。
而且这种事情也不可能是霍华德赫尔博格这种中层能够知道的，霍华德仍然有些将信将疑。
霍华德质疑道：“我们是不是太敏感了？如果我们把亚马逊的Ipo时间提前到三月，就要在二月底之前通过纽交所的注册审核，时间太紧迫了。即使东南亚真的出现汇市动荡，对美国股市的冲击也只能是暂时的。”
约翰杜尔摇头道：“霍华德，任何一场金融风暴，影响都会极为深远，更不是短期之内就能平息的，也许它对美国股市的冲击只是暂时，但如果我们正好赶上这一次，就又要浪费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重启Ipo。”
“亚马逊所从事的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如果不能够尽快把资金压力向二级市场传导，到今年下半年，就需要对亚马逊进行c轮和d轮的融资，我们不想冒这种风险。”
霍华德仍旧争辩道：“可是。。。”
约翰杜尔站起身来：“没什么可是，霍华德，你要明白，摩根只是我们的承销商，而且不是唯一的承销商，如果你们不想做这单生意，会有很多人愿意做。”
约翰杜尔明白，霍华德之所以争论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嫌麻烦。
这就是所谓的大企业病和职业经理人制的弊端了。
九十年代，正是职业经理人制被商界极度迷信的阶段，不只是华夏，美国也是如此。
杰克韦尔奇、郭士纳、乔治大卫，甚至包括华夏的张瑞米、刘传之，这写闪闪发光的名字都代表了职业经理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于是在整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职业经理人制几乎代表了绝对的政治正确。
有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最完美的管理制度，华夏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做不过外企，就是因为难以实现从家族企业向职业经理人制的转换。
但实际上，职业经理人制同样尤其弊端，甚至这种弊端会让一家公司慢性死亡。
无论给一个职业经理人什么样的头衔，哪怕是cEo、总裁，也改变不了职业经理人注重眼前利益胜过长远利益、注重个人利益胜过企业利益、注重量化指标胜过战略布局的本质。
有极少数能够做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平衡的职业经理人，这些人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些名字。
而更多的，则是唐军，是陈潇，是平井一夫，是埃洛普。
霍华德不愿推迟亚马逊的Ipo时间，是因为这对他的KpI有影响，影响到他在摩根史丹利的业绩。
而不愿提前，也只是因为嫌麻烦，提前了，对他的KpI没有促进作用，干嘛要自找麻烦？提前两个月，你知道我们要多做多少事吗？
这就是霍华德的真实想法。
约翰杜尔作为Kpcb的合伙人，一眼就看穿了霍华德的小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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