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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旧郢的楚人熊荆心情就很低落，后面的商议他没有插嘴，只静听朝臣们商议。唯有在与齐国合伙捕鱼的渔舟模型送上来时，他才露出些许笑容。
舟楫是楚国立国之本，在齐国造渔舟让很多大臣心里不安，这比卖钜铁危险十倍不止。一旦楚国的战舟被秦国仿制，那么以秦国的国力，局势就会颠倒过来，拥有数量优势、战略机动性的秦军将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因此渔舟特意设计成无龙骨的样式：长十四米，宽三点五米，型深一点五米，排水十五吨，载重十吨，
这其实就是后世大行其道的平底沙船，有帆有撸，因为使用船艏封板，整艘渔舟方艏、方艉，舟侧壳板与艏艉正交，似极了两头向上微翘的近长方形柱体，
看到这样的渔舟，懂舟的驺开等人连连点头。这种渔舟造的再大，也不可能作为战船。不具备龙骨肋骨的它没有办法承受剧烈冲撞，其平底也不适合远航、抗风浪差，只能航行于近海。
而以齐国得来的消息，齐人多在近海捕鱼，每年的三、四、五月都是渔汛时节，这时候全齐国的舟楫都出海打鱼，不过因为捻封工艺不到位，舟楫又不牢固，多数人只能在近海看得到的海域捕鱼，去远了就回不来。渔获在这个时候特别便宜，并非转附港市令说的一百钱、两百钱一石，黄鱼大量上市的时候甚至二十钱都不要，当然前提是那鱼快臭了。
齐国多商贾，商贾爱欺骗夸大的特性在市令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不但将价格报高，还将产量压低。这几年楚国已成齐国渔获最大进口国，楚王亲至齐国鱼市询问鱼价、产量，他自然要如此应对。实际上从官府征收的鱼税上反推，齐国每年的海鱼、淡水鱼产量超过三十万石，高的年份超过四十万石。只是海鱼在春夏渔汛时节捕获，淡水鱼在秋冬捕捞，因为天气、技术以及人手不足，前者的损耗是惊人的。
并且，渔汛时节洄游产卵的黄鱼凑在一起几成鱼海，它们成群成群在海里发出‘咯咯、呜呜’的叫声，声音大到几十里外的海岸都能听见，以至于渔人只能撒小网，撒大网一家数口没力气把网拖上小舟。只要有足够数量能深入鱼群的海舟，产量是不成问题的，而一旦把鱼装入马口铁罐头，存储也就不存在问题。
至于马口铁罐头的成本，是一钱，还是两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渔业是季节性产业，其季节性差价所产生的暴利足以让鱼罐头厂赚的盆满钵满。
渔业的美好前景让臣子们忘记了贫民逃亡的不快——在场的所有朝臣都不肯归还他县的逃亡人口，因为一旦答应归还，逃至本县的贫民就会逃向那些能保护自己的县邑。甲士的多寡是他们在朝堂上的立足之本，不管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实利，他们都不可能归还他县亡人。
熊荆在这个问题是和稀泥的。贫民用脚说话，逃债行为虽然非法、无信，但这难道没有县邑压榨过度的原因？逃亡最多的县邑是陈县，陈县的高利贷子钱最高，农民只要借贷，子子孙孙都会套死。既然贫民有勇气逃亡，那就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在别的县邑无债一身轻的情况下重新开始。
逃亡也有助于氏族、誉士长重视甲士所组成的外朝，现在贫民逃亡他们就大喊大叫，若是哪天甲士也成批成批的逃亡，他们就要哭了。县邑内政确实是氏族、誉士长说了算，庶民‘不需要你同意，也不在乎你反对’，可一旦每年冬狩校阅、征召出兵时本县本邑的甲士数量减少到准许限度以下，他们就会受到熊荆严厉的训斥，连续出现两次，封地就会被收回。
统治，也是可以竞争的，准许逃亡就是将各县邑的统治纳入自由市场，哪个封主治下庶民活得好，庶民就投奔哪个封主去。
这与后世出现的豪强兼并、异教传教同理，税吏常对无依无靠的庶民作威作福，对豪强他们却只能低三下四，于是征税的压力全部落到庶民身上，受不了的庶民只能拖家带口投奔豪强，结果就是朝廷税源越来越少，然后大臣们义正言辞的痛斥豪强兼并、百姓困苦云云。
清末天主教传教也是如此。农民要么不入教，要么就一个村子全部入教。信上帝？上帝和无生老母的差别在哪里很多人根本答不出来，他们入教只是为了寻求保护，因为官府怕洋人。
早上开始的朝议，一直到下午才勉强结束。散朝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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