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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为首辅所荐，臣进宫之前，方阁老正书请辞疏。”刘一燝知道天子屡次挽留方从哲，似乎很看重，虽不知原由还是出谋划策道，“依臣之见，不若将贾继春以‘妄议宫闱’之罪施廷杖，使朝臣明是非曲直即可，无须将之罢黜。”
廷杖看似处罚犯错臣子，显示皇权不可侵犯，实则为自诩清流的朝臣博取青史留名的捷径，他们常‘直言’犯上，以被施以廷杖为荣。
朱由校当然不会让其得偿所愿，而且他对这种‘风闻奏事’便将舆论搅浑的方式很不赞同，“髯阁下之虑，朕已获悉，但贾继春五次三番的特立独行，让朕深恶之，他配不上廷杖之刑。至于方阁下……朕自会下旨温留的。”
“陛下……”
“此事休要再议，朕意已决。另孙如游入阁，礼部尚书之职宜择良臣以代之。先下廷臣集议，如实回奏。”
时下议事方式有朝议、廷议、部议等，顾名思义，下廷臣集议即廷议。朝中大事如立储、上谥号、封爵、财政等皆为廷议内容。
如孙如游这种任期未到便调任，礼部大员出缺便要进行‘推升’，称为廷推。除了廷推，官员选拔还有部推，低级武官的营推等。
需要的官员有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督抚、各寺卿等，由吏部主导，九卿廷推；侍郎以下及祭酒、布政使、按察使、知府，吏部会同三品以上部推，再之下的低级官员就不用推升，吏部直接做主。无论最终确定任用谁，都须天子做最终决定。
刘一燝见无法说服觉得尴尬，领命后，欲退出乾清宫，却被坐回到炕上的天子叫住。
“髯阁下对《京报》可有观感？”
时下言论虽然宽松，远未到毫无管制的地步，当年的妖书《国本攸关》、《续忧危竑议》，暗行传布，便激动圣怒，厂卫便奉旨办案，牵连甚广。如今京师突然冒出《京报》，厂卫却毫无动静，虽朝野震惊，但也知道定是天子手笔，尚在观望中。
刘一燝想了片刻后躬身禀道，“陛下是要严党禁？”
《大明律·职制》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执掌大臣美政才德者，既是奸党…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
由此可看出太祖不仅严禁结党，还严禁拍马屁。党争的导火索便是国本之争，而形成东林和其他诸党两个党派。
东林势大主要归结于江南文官众多，此外还有陕西山西籍官员附庸。但东林又非后世政党，他们没有党章、没有名录，更不用交党费，是松散的利益共同体，其成员很难界定。其主要标志就如同贾继春，只要对方认为对的都反对，也不问是非曲直。
刘一燝是指由钱象坤执笔的《私开书院讲学=谋逆》一文，文中对这种聚众抨击时政又泛泛而谈的行为嗤之以鼻，称其眼高手低，进不能治国，退不能富家，矛头直指东林书院。
朱由校见其不客套直击主题，先是诧异接着想到京师除了自己有这财力、人力，再无人有此能耐，更何况，此事参与者众，难免有泄密者，也就说道，“党禁乃《大明律》明文规定，朕只是秉承祖制而已。此事稍后再议，朕想问的是对《甘薯玉米疏》之见解。”
严党禁是必须的，若让文官合力对抗皇权，那朱由校就正成了神祇似的摆设。所以他采取的第一步是办报引导舆论，接着自然要严禁聚众讲学，将皇权威胁全部扼杀。
刘一燝见天子转移话题，也无可奈何，便问道，“此文乃徐光启所撰？若文中所称玉米东北、河南、陕西等地皆可种植且高产，那确可广为推行，可免南粮北输之苦，节省民力。”
“如何施行？”
“夏税。各布政司夏税皆以麦为主，广西每年一千余石，可征玉米以代之。”
“那好，税额、金花折银等事项，髯阁下和户部议一议，让吏部将其纳入州县正官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