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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刘尊棋说。
“那是自然的！”张学良点了点头。
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后，北平特科交给潘武阳的任务，一是争取张学良反蒋抗日，二是获取重要军事情报。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与他决裂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后，重新又集结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
国共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进入决战的关键时期。
进入10月份，红军的反“围剿”战斗愈来愈惨烈。
为了彻底剿灭红军，蒋介石的军队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武器，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帮助出谋划策。
同时，蒋介石调集重兵，用于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到5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行营，直接指挥第五次“围剿”。
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剿总”副总司令。
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中，潘武阳将“接触”到的“剿总”军事机密，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北平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线传到苏区。
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武阳的情报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以至反“围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被迫踏上了慢慢的长征路。
身在敌营中的潘武阳，每天看到和听到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失利的消息，内心焦急万分，他一方面紧张地关注战事，一方面加紧搜集机密军事情报。
潘武阳希望能为长征中的红军多做一些事情，多一份精准的情报，转移中的红军便少一份危险。
潘武阳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在，搜集分析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的兵力部署上来。
武汉剿总每天收发的大量机密军事情报，潘武阳私下都进行了备份，准备找机会交给北平特科的杨青林。
此时，正好北平特科派杨青林专程来到武汉，秘密会见潘武阳，索要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战役行动等机密情报。
战事愈是紧迫，就愈凸显情报的重要性，前几次反“围剿”之所以能“用兵真如神”，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情报。
长征初期，红军屡战失利，同情报不准有很大关系，潘武阳何尝不想把“剿总”所有的机密文件作为“炮弹”，都提供给红军呢？
杨青林此次到武汉，是北平特科新的负责人李光伟派来的，这之前，北平特科创始人吴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继被调离了。
就在杨青林到达武汉后的第二天，中央特科主要领导人康正同志，化名张三洗，秘密潜入武汉，着手恢复党在武汉的地下组织。
康正很快同杨青林接上了头，通过杨青林，康正又和潘武阳接上了关系。
康正全面调查了解了武汉地下党的斗争形势后，感到很担心和疑虑。
因为康正非常清楚潘武阳的底细，对潘武阳曾经的自首和为张学良工作始终耿耿于怀，他对立场不坚定的人，有着高度的警惕。
康正很恼火北平特科再次让潘武阳加入党组织！
通过吴成方，康正知道，潘武阳再次加入组织，是经过伍豪首长特批的，所以康正只有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大着胆子同潘武阳接上了关系。
但康正很不信任潘武阳！
可形势逼迫，武汉地下党组织必须尽快重建，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的军事情报必须尽快拿到，康正只有忍着内心的不满，接受了潘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