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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晨的担心，果然在几个月后得到了验证。
其实，苏联远东情报局的据点——瓦尔莎西菜馆，早已经被复兴社的王新衡和沈醉盯上了，只是苦于没有抓到任何证据，王新衡还没有动手。
原来，罗伦斯上校到上海接手佐尔格的工作后，正值民党军队集中全力“围剿”苏区红军，苏联远东情报局在华的情报工作重点，也转移到搜集相关情报上来，以协助中国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
罗伦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打开了情报工作的新局面。
远东情报局的情报网络，遍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大城市，甚至渗透到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北平行营、南京警备司令部等要害部门。
由于情报工作的迅速发展，罗伦斯对加入远东情报局的人员，在审查和使用安排上就不那么慎重了，后来加入的情报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最后终于从交通员陆海防身上，给整个远东情报组织带来了灭顶之灾！
瓦尔莎西菜馆是远东情报局的核心所在，陆海防作为罗伦斯的重要交通员，担负着同其他情报网络之间的联络工作。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但陆海防没有经过系统的特工培训，人又有点油头滑舌。
这个陆海防是湖南岳阳人，北平师范学校学生，北伐战争时期，在武汉参加革命，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任职。
1930年5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陆海防在上海遇到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同事于生。
此时的于生，已经是佐尔格领导下的拉姆扎情报小组的主要成员，于生了解陆海防精通英文，思想又比较倾向于革命，于是便吸收陆海防加入了佐尔格的情报组织。
陆海防的主要工作，便是将每天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有价值的材料，翻译成英文。
佐尔格调离上海前，根据秘密工作的原则，曾经严格要求，陆海防只能与于生单线联系，后来佐尔格调走，于生不久也调离上海。
于生临行前，将自己负责的一部分情报关系转交给陆海防，让陆海防直接接受罗伦斯的领导。
在于生移交给陆海防的情报关系中，有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叫刘思慕。
刘思慕，广东新会人，岭南大学毕业，早年参加民党，曾任广东省党部秘书，后经鲍罗廷介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便脱离民党。
1933年，刘思慕旅欧回国以后，在上海参加了远东情报局，1934年打入南京民党内务部，1934年底，更是贴近到蒋介石的身边，任蒋介石的“武汉行营”上校法规专员。
此时，正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
在内务部时，刘思慕便经常把蒋介石的围剿计划以及军事地图带回家，逐张拍摄下来，每张拍两次，冲洗后通过交通员传递给远东情报局的罗伦斯。
刘思慕到蒋介石武汉行营任职后，更是集中精力搜集蒋介石追剿长征中的红军兵力部署情报，通过武汉的交通员把情报传递给上海的罗伦斯。
这个交通员便是大名鼎鼎的崔国翰。
崔国翰，湖北江陵沙岗人，1913年入湖北法律专科学校，1920年回乡，任县自治筹备处秘书，1927年6月，加入党组织，7月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27年11月，崔国翰受张知本邀请，出任湖北省政府秘书，后因湖北省政府被民党右派控制，崔国翰便改操律师职业。
1931年，崔国翰到上海，遇到湖北老乡胡鄂公，胡鄂公当时已经是佐尔格的远东情报局里的秘密成员。
胡鄂公是老同盟会会员，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曾参加了武昌首义，参与了革命军的重要军政指挥事务，为辛亥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心血与才智。
在胡鄂公的介绍下，崔国翰加入了远东情报局，成为一名地下交通员，主要是作为于生和刘思慕之间的联络员。
1933年，胡鄂公被捕，由于胡鄂公是老同盟会员，社会关系不一般，各方立即展开营救，不久之后，他就被释放出来并转道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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