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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独树一帜

    有一句俗话,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话的确有理,首先,读书人皓首穷经者较多,虽然学识渊博,却缺乏社会实践,特别是与社会底层的民众,严重脱节,而造反所需要的,正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没了他们,兵员从何而来,粮秣从何而来?

    其次,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比较高,大部分情况下,都属于得利阶层。因此,也就缺乏社会底层民众的那种造反的决心。很多时候,读书人们所谓的“造反”,大多是因对当局不满而嘴上发发牢骚罢了,缺乏真正的决心和动力。

    但,这绝不意味着,造反就是件粗活,是一件没有技术含量,不需要“秀才”参与的事情。相反,历数一下从古至今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其中有不少人,还真是“秀才”出身,比如唐末的黄巢,清末的洪秀全。即便不是“秀才”充当领袖,农民军但凡想要真正壮大起来,甚至是能够改朝换代,建立新政权,其中必定少不了读书人的出谋划策。

    前面说过,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比较高,属于得利阶层,可以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当中,分润一定的好处,所以,他们造反的积极性,是相当低的。可是,一旦一个政权,连这些得利阶层的利益,都没法照顾到了的话,那这个政权,可真就到了分崩离析的时候了。

    后人在总结清朝灭亡的原因时,认为其中有一点也相当重要,那就是清朝太过草率的终结了科举制度。

    也许有人要惊讶了,科举制度在清末那会,不早就成了僵化的制度,早就该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了吗?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进步举措,怎么反倒成了清政府灭亡的重要原因呢?

    没错,正因为这一举措是“进步”的,所以“反动”的清政府施行了这一“进步”举措后,反倒加速了他的灭亡。

    原因其实很简单。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一直是靠科举制度,来笼络、控制汉族的知识份子阶层,依附在科举制度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发展,早就庞大得难以描述了。清朝政府若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把科举制度坚定不移的延续下去,才能让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支持清政府的统治。

    可惜,到了清末,清政府的权威和控制能力,已经大大衰弱。汉族知识份子集团,早就或明或暗的向清政府索要更多的权力了。然而,清政府不仅不愿意渡让一部分权力来争取汉族知识份子集团的支持,反倒搞出一个“皇族内阁”来,最后,竟然更进一步,废除了科举制度——这一下子,就把千千万万本来还想凭借科举制度成为人上人,成为“官老爷”的读书人的晋身之路,全都给堵死了。你说,他们除了铁了心的去推翻清王朝外,还能有第二条路走么?

    这也是刘照对黄巾军中的读书人特别警惕、提防的缘故,也是汉王朝在平定黄巾之乱时,为何首重颍川郡的缘故。没有足够的读书人充当智囊,仅凭普通百姓造反作乱,成果终归十分的有限。而一旦有大量的读书人参与其中,甚至是整个士人集团都与朝廷离心离德,反过来去帮助农民起义军的话,那改朝换代的日子,肯定不远了。

    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其结果,无非是两种,其一,士人集团借农民起义军之手,成功推翻了当局政权,然后窃取了起义的成果,建立起了新的王朝,比如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其二,则是士人集团辅佐农民起义军当中的一位,推翻当局政权,建立新的王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

    这一回,在凉州发动叛乱的,本来都是诸羌部族的首领。这些首领,大多都粗鄙少文,思维还停留在游牧部族掠夺为生的阶段,即便有少数汉化程度较深、见识较为长远的,其水平,也远远达不到祸乱天下的程度,最多,也不过又是一次规模较大的羌族叛乱罢了。

    但是,有了边允、韩约的加入,这场叛乱,一下子就变了性质,特别是韩约在突破心障,撕破面皮之后,更是毫无保留的辅佐起了宋建和王国,这就让金城方面的叛军,一下子发生了质的蜕变。

    而建议王国自称天平将军,宋建自称平汉将军,就是走向这蜕变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名不正则言不顺”,大义名分这种东西,若是没有实力的衬托和保障,固然显得十分苍白可笑,然而,若是视其如无物,弃之若敝履,也是要大大的吃苦头的。

    历史上,齐桓公越俎代庖,代替周天子向天下的诸侯发号施令,用得是“尊王攘夷”的大义名分;汉初七国之乱,吴楚等反叛的诸侯王,用得是“清君侧”的大义名分;明初燕王朱棣造反,用得是“奉天靖难”的大义名分。

    到了农民起义军这里,口号和旗号,就更加重要了。历代的农民起义军,无一不是打出了“均贫富”、“均田地“之类的口号,来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也会各自打出旗号,自建政权,与当局政权分庭抗礼,吸引更多人来参加。诸如张角三兄弟的”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的称号,黄巢“冲天大将军”的称号,明末韩山童“明王”的称号等等,都是此类。

    而韩约所建议的“天平将军”,其中就有“平均”、“平等”、“公平”的意思在内,天平,本就是一种衡器,西方的司法女神朱蒂提亚,手中就提着一架天平,以示公正、公平。而在中国,人们相信,上天才是最公正、公平的,因此才把称重的衡器,称做是“天平”而非其他。甚至,还有皇帝(东魏孝静帝)以之做为年号。

    当今的大汉,朝政混乱,奸佞当道,天下人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公平和公正。在凉州,羌、胡各族固然受到过汉廷官员的欺压,汉族百姓自身,难道就比这些胡族过得更好了?非也,只不过是凉州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一些,所以淡化了阶级矛盾罢了。

    而韩约恰恰要反其道以行之,尽可能的淡化【民】【族】【矛】【盾】,而将矛头指向大汉的黑暗统治。因此,他就急需用“天平”这样的口号,来唤起人们对大汉统治的不满。

    至于“平汉”,则是韩约拿来拉拢、安抚诸羌部族,以及一些对大汉已经失去信心的人的口号。这个口号,黄巾军就曾广泛的使用过,有人为自己起名为“平汉”,有人也曾自称过“平汉将军”。

    韩约隐隐的观察出,王国此人汉化的程度更深,野心也更大,但是宋建此人,身上的羌胡习气就保留得较多,其野心,也不过是乘乱扩张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远不及王国想得远。

    所以,韩约便把“平汉将军”的名号,奉与了宋建,一来满足其骄傲自大的心理——平汉这个口号,在汉代,可谓是威风无两;二来,也是隐隐让王国压住了宋建一头,成为金城叛军的总首领。

    毕竟,日后金城叛军要走的政治路线,不是什么游牧入侵,也不是什么泥腿子造反,而是“割据陇上,以观天下之衅,若天意属我,则取三秦之地,建帝号以图天下,若天意不属我,则以陇上为晋身之资,纳土归降,犹不失公侯之位”。

    执行这样的政治纲领,就只能以“天平”为主要旗号,而不是“平汉”,因为万一汉室气数未尽的话,还是要留有“不失公侯之位”的退路的。

    既然已经确定了政治纲领,那么在日后的执行过程中,王国的地位,自会渐渐的压过宋建,成为这支军队唯一的首领。

    王国私下听取了韩约的意见后,大喜过望,自然少不了说一番“先生真是我的萧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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