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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意识,就结束了。

    可张大千是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到的莫高窟,他没有文物保护意识,你难道要求一个清末的半文盲农民有文物保护意识?

    难道就因为他是农民,一个小人物,你就把屎盆子给人家扣上吗?

    至于那个王道士盗卖藏经洞内文物的问题,让我们看看后面他从发现藏经洞,到后来那些文献的遭遇我们就知道了。

    偌大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人当成一回事,竟然连外国人都不如,自己的宝贝不知道珍藏视如草芥,你还能责怪王道士吗?

    我们再看看剩余的经书在清政府的遭遇吧,在运往北京的一路之上,再一次遭遇洗劫,沿途的官们,雁过拔毛,走一路丢一路,到了北京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更将那些文物视为己物,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物运回家中,把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为了充数,又把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充数交差。

    这也是高鸿升刚回济南时,看到的那假经卷的由来。

    对比这样的一个腐败政府,你要如何能恨下心来,怪罪一个同时期的假道士呐!同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比起来,我们的淳朴的王道士简直都可以称之为圣人了。

    他可是没有隐藏那怕是一卷经卷,更是没有将变卖的经卷的收入据为己有,而是将所有的收入都毫无保留的投入到了莫高窟的维护当中。

    十多年前,任继愈老先生(当代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不久前刚去世)在一篇文章中曾评论过“敦煌遗书”被盗事件:“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

    这才是对于敦煌那些文献资料被盗事件,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最客观的评价。

    站在王道士的弟子们为他修的最高最大的塔前,看着那碑文上赫然写着的“功垂百世”四个大字,高鸿升深深的给这为“农民”鞠了一躬,感谢他对敦煌莫高窟的贡献。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丽的敦煌》中专文介绍了王圆篆的生平与事迹,认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肯定,他当的起那四个大字“功垂百世”。

    让我们不要受那些片面的文章的诱导,让我们能够正视这个在那篇文章中被唾骂的“敦煌石窟的罪人”、一个国家民族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公正公平的来评价王圆箓这个假道士。

    离开了王圆箓的墓塔,顺着人流进了莫高窟藏经阁,站在迎面的那块大石头刻着陈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大字前,高鸿升紧紧的撰着拳头,心里发着狠,低声发誓道:“就让敦煌学从新开始吧。我会带回全部的藏经洞中的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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