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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水全靠夏季蓄积的雨水。
为了省水，学员们习惯用毛巾干擦而不沾水。约一牙缸的水，先刷牙漱嘴，再洗脸洗手或洗脚净身，所以有的同志身上长疥，有的有了虱子。在后来，大部分女同志索性就把头给剃了，累的那里的剃头匠不能歇身。
每天清晨，学员们在十分钟的跑步后，就得给房东的水缸挑水，为班里准备用水，然后清扫室内外卫生，领取饭菜等。天气冷了，就到避风向阳的崖畔上课。坐久了手脚麻木，教员或是值日队长，就发出口令让同学们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再坐下听课。困乏了便唱支歌，调剂一下精神。
神郊村离陵川县很近，国民党的四十军庞炳勋、新五军孙殿英，骑兵十四旅张占奎等友军都比较接近，学员们经常到他们的驻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跟他们和睦相处，他们的子女也有二十多人来一分校学习。张占奎骑兵旅还要求分校给他们派干部和宣传员。
住在神郊村南岸上有个活泼又泼辣女同志赵麦玲，跟母亲在一块生活，思想进步，从小就不裹脚，三七年他跟本村的青年盖良弼结婚。盖良弼是二七年壶关县党部后补执行委员，长治四师毕业生，三一年后投身革命，三八年参加抗日决死队三纵队。
盖良弼走后，赵麦玲跟母亲在一起生活。自从抗大一分校的学生们住在神郊庙，赵麦玲每天就去看热闹，时间长了，跟学校里的女生就认识了，还带着女生们到她家玩，到地里找野菜，跟着女生们唱歌识字，带着村里的年轻人参加学校的文化课，后来就成为学校的学生。
学生们学军事、学政治，听抗日救国的道理，召开群众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号召青年人参加革命，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向社会，抗日高于一切，不抗日活不成，誓死不当亡国奴。
在学校里校长何长工的爱人尹清萍跟她一样都是已经结了婚的女人，她们两个很投缘，她跟何校长还有个不到三岁的女儿，何校长他们又忙，她经常帮她看孩子，还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两家成了特别近的关系。
尹清萍经常跟她讲她参加革命的事，她1933年就在家乡（四川黄洋镇）参加了工农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历任中共巴中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江口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红四方面军妇女营营长，还参加了长征。
除了赵麦玲还有就是刘宝花跟刘保杏，刘宝花改名叫江萍，刘保杏改名叫江霞，她们在这位革命的大姐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校长何长工住在神郊村民杨福顺的一间北屋里，杨福顺当时是国民党县长，早年外出求学，是神郊村上第一个大学生，曾在自家院里办学，比较开明。
他长期在外做官，此房一直闲着，由弟弟杨泽顺代管。国民党统治时期，杨泽顺在村上当村长，学员们来到这里后，杨泽顺逃避他乡。房子空着，成为何长工校长的住所和办公的地方。门外设有两道岗哨，有卫兵日夜把守。
何长工校长三四十岁，大个子，戴副眼镜，脚穿筒靴，身着灰布军装，腿上负过伤，走路有点跛。学员们都称他“何司令”。
他经常给学员们讲课，主要讲形势和军事。他待人热情和气，闲时经常是一个人出来散步，喜欢同村民聊天，了解村民生产、生活情况，遇到谁家有困难，就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千方百计帮助解决。
在抗大一分校到来之前，壶关县牺盟会干部训练班也在这里办学。上课也在二仙庙。当时办学条件差，生活十分艰苦，教室、食堂都在庙内，十分拥挤。抗大一校500多人，全部住在神北村二仙庙上。其余学员分散住在周围十多个村庄，平时自学，集中上课经常安排在村边树下或河边沙滩上。学员或自带小马扎，没有的就随地而坐，捧着石印的小册子听教员讲课。
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学员们每天都要在夜间练习在山壑里徒步行走送信、隐蔽，山壑里的野狼多，经常发出“嗷——呜——”的叫声，特别是女生们，送信、侦察、联络都要靠她们去完成，从平顺到壶关、陵川再到长治县，学员们经常为组织运粮、送信、搞侦察。还有的女生被分配到各县干校担任文化教员。
三九年秋后，中共壶关县委、县**开办了“壶关县军政干校”，校长由洛鸿章兼任，教育主任由苏贯之担任。干校的任务主要是训练基层军政干部和小学教员，采取分期轮训的方式。
首批训练班在西黄花水村开学，分校的优秀学生被组织上选派到干校工作。分校妇干队指导员齐心和队长王军两位同学被派到长治县干校工作。
长治县干校校长是一位四川籍老红军，到了干校，由于齐心学生还是后补党员，不能担任干校指导员，改为队长兼教员。学员都是从区、乡妇联主任中选派来的，还有不少放了脚的小脚妇女。
为了配合反“扫荡”，齐心跟王军经常带她们进行反扫荡演习，帮助群众转移，她们一个个肩背背包，腰挂手**，在山坡乡道进行急行军，那些妇女别看她们都是一双小脚，但是谁也不肯掉队，每天早晨带领她们出早操，在队前讲自己的故事：
“我是夏季加入的党组织，组织为了考验我，调我到部队当通讯员，负责与营部的联络，我们搞联络不分白天昼夜，时常是扛着长枪在山里跑来跑去，我们什么都不怕，特别是在晚上遇到嗷嗷叫的狼——我们更不怕鬼子和武装汉奸，每天完成任务回到队部，扒在炕沿上和长条板凳上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