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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兵的愿望。正是在这一变法图强的形势下，王韶上《平戎策》三篇，详论取西夏之略，其大意认为：西夏可以攻取。要想攻取西夏，应当先收复河、湟二州之地，这样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
河湟之地的中心在青海的西宁。是由湟水水系诸河谷，及积石峡以西的一段长约200公里的湟河河谷所组成的。可分别将之称之为“湟水谷地”与“河水谷地”。在唐朝这里也是丝绸之路，可以通往西域。只是相对于河西走廊，这条路更难走。
由于《平戎策》既正确分析了熙河地区吐蕃势力的状况，更提出了解决北宋统治者最急迫的西夏问题的策略，其目的和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因此得到北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和采纳，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之职，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从此以一文人出掌军事，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这就是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河湟开边。
在北宋王朝中，王安石是王韶开拓熙河的积极而又坚定的支持者。王安石深切了解，王韶不仅谋略过人，而且指挥作战也很勇敢，是一个敢于思考，敢于革新的难得人才。因此，他才敢于把进取河湟的任务交付给王韶。这个时候保守党和改革派的斗争非常激烈，王安石看到王韶“内则为大臣所沮，外则为将帅所坏。”所以一遇问题，他就力排众议，为王韶辩白。
在宋朝，文官一般是做元帅，武官作将军，文臣统御武官，但是在王韶这里开了先例，王韶是元帅又亲自统兵，虽然他是个文臣，但是难得的是他知兵，藏地强大的吐蕃分崩离析，加上王安石在朝廷的支持，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如虎添翼，不成功简直没有道理了。
在开
拓熙河的过程中，王韶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凿空开边”的重大胜利。期间，“用兵有机略”，“每战必捷”。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并生擒木征，送往京师。
河湟蕃部的畜牧业经济，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尤其是在培育良种*马匹方面，更是得天独厚，饮誉天下。河湟蕃族牧区，盛产马、牛、羊等。北宋因此在熙河路置买马司，设马场六处，大力推广良种*马的培育，以解决北宋战马缺乏的困境。鼓励蕃部养马，专以名茶易马，“茶马互市”日渐兴盛，良种蕃马年以万匹输入内地，解决了北宋奇缺战马的燃眉之急。
元丰五年（1082年）主管熙河路监牧的王君万向内地“散蕃部马种”。同时河湟区域蕃族用牦牛和黄牛杂交所生的犏牛，因产奶量高、耐寒成为取奶和耕作兼用的良种牛输入内地后，深受内地农民的欢迎。
熙河之役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是极大的鼓舞，使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达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
但是，不久王安石就被被弹劾下台，司马光重新主政。他随即废除新法，连新党取得的军事成就也要否认，理由竟是这些地方深入敌境，怕惹来敌人袭扰大宋，导致战祸频发。在和西夏议和时，竟然想把河湟之地送给西夏。尽管他最后没让出河湟，但却将米脂等四个战略要地又拱手相让！
就这么一个人，死的时候得到文官的最高谥号“文正”，真是岂有此理！
明朝朱元璋立国的时候比宋朝好多了，把幽云十六州、甘肃、河套地区光复了，使大兴安岭以东的蒙古诸部归附明朝。1409年，明成祖永乐七年，辽东设置奴儿干都司，至此明朝版图达到巅峰。
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发动靖难之役获得明朝统治权的朱棣，为防漠南诸卫及塞王异动，将漠南诸卫及塞王尽迁关内，东胜卫大多被迁往北京拱卫京师。这是明成祖做的最大的一件蠢事，致使河套地区丢失，让明朝自此永无宁日。
河套地区防务空虚，逐渐为漠南蒙古诸部占据，成为其侵扰明朝内地的基地，明朝与蒙古诸部为了河套地区的控制权开启了长达百年之久的斗争。
明朝杨一清担任陕西巡抚，负责督理陕西马政，期间平定边疆进犯、弹劾贪庸总兵武安侯郑宏，并裁减镇守中官费用，使得军纪严明。他曾经向朝廷上奏：“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陇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兵粮有备，则河西安。河西安，则关陕安，而中原安矣。”只有在边关待久了的人，才能说出这番有见地的话。
1618，明神宗万历46年，西藏停止接受明朝册封，后金崛起。后金的崛起让我大明失去了东北的马场，失去战马的明朝士兵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只能被动防守，同时让大明两线作战，加重了朝廷负担。若干年后，努尔哈赤训练的大清铁骑踏进北京，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很多人对于大清很不待见，但是至少有一点，我大清留下了一份相当丰厚的政治遗产——广袤的领土，这是比大宋、大明多得多的土地。这就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打下了一个非常丰厚的地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