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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手段不断进行反击。由于东林党人把个人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皇帝的惩罚对他们并没有起到惩戒作用,在他们看来这反而是对他们道德的褒奖。东林党人最终成功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但也正因如此,万历日渐消极,对朝政几乎放任不理,明末颓势也就愈发明显。
二、考察和任用官吏之争。明朝对官吏进行定期考核,有京察和外察两种。考核决定着这级官员仕途升降,因而也是各个党竞争的主要场所。在历任首辅之争及李三才任用问题上,东林党人与齐党、楚党、浙党针锋相对。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双方互相排挤: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贬谪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沈一贯从中阻挠。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齐楚浙党人手中又大肆贬谪东林党人。四十五年浙党主京察,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尽逐齐楚浙党。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尽聚其下,形成强大的阉党势力。而后,双方争斗不休,直至崇祯末年东林与阉党余众仍是势如水火。
三、抑制矿监税使之争。从万历二十四年起,万历派出许多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大肆掠取民间金银。他们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毁民房,或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有史学家考证后推断,矿监税使掠夺财富的总额超过了政府赋税收入总额。【7】矿监税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空前的,各地城市居民不堪重负,反抗,民变此起彼伏。东林党人本着士的“良知”,掀起舆论攻势,想逼迫万历裁撤矿监税使,其中东林党推戴的李三才就曾三度上书,言辞激烈,赢得众多东林党人支持。但万历始终采取消极应对的措施,东林党的强大政治攻势,终究未使他屈服,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在万历去世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天启初年是东林党的鼎盛时期,大量东林党人复职,担任朝廷重要职位,齐楚浙党被逼到了困境。由于东林党奉行严格的二元对立道德标准,许多原本中立的正直官员也被逼到了反东林阵营。与此同时,宦官魏忠贤由于深得熹宗信任,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关键人物,反东林势力渐渐聚集到他麾下。东林党与阉党的冲突愈演愈烈,东林党人多次指责阉党“奸臣乱政”。天启五年,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造编《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阉党四处搜捕收押东林党人,先后有“六君子”和“七君子”之狱。杨涟、左光斗等东林骨干都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并被杀害。东林之盛终成昙花一现之势,朝政完全落入阉党之手。
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东林党人余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与阉党余势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一直延续到南明覆灭。
对于东林党人的评价,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东林党和齐楚浙及阉党一样,“都是从派性出发争夺权势而已”;另一派则认为东林党“不务空谈,主张躬行实践,不是为讲学而讲学,而是要过问政治,以达到经世致用”。
东林党人初心虽好,最终却还是卷入他们极力反对的党争中,并最终因此惨败在阉党手下。
东林党倡导经世致用,道德济世,但他们经世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清议论政”和“生民关怀”两个方面。从这两方面活动的内容、过程及其后果,也不难看出东林道德经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更重要的是,东林党人对于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蓝图也并未真正推行,相反,他们当政期间忙于党政,扶植同党,对宿敌齐楚浙党进行残酷打击,欲将其一网打尽。虽然这是时势所迫,是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但东林党的腐化却也是明显存在的。由此看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纵使他们在党争中击败阉党,也只不过迎来新一轮的党间、党内派系争斗罢了。无论如何,他们平息党争,拯救时弊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