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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我最后一次见你姐姐，她把这封信交给我，有朝一日寄给你的妈妈。”
“四十多年了，我才做到。现在你妈妈不在了，我把信带回来，其实也是为我自己有个交代。”
听到此处，白太太已是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伊莎贝尔，我可以把这封信读给你妈妈听吗？”李先生问道。白太太默默点点头。
“亲爱的伊莎白小姐，
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写信给你。乔治舅舅将告诉你我正处于怎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中。在过去一年半里，我无法与外界交流。听乔治舅舅说，你近来身体欠佳，我很是惦念。请原谅我在十四年前不辞而别，没能报答你对我和伊莎贝尔的照顾。
我的国家正在经历她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变革。就在几天前，一个新的共和国宣布成立。一部伟大的宪章将赋予国家独立，人民自由与幸福。所有人都为了这个好消息欢欣鼓舞，即使我们这些处境特殊的人也是一样。
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的梦想终于成真。我们的国家已经深受苦难多年，现在终得自由，我们的人民已经忍受那么久的欺凌，现在终获幸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多高兴啊！我的朋友们和我都高歌欢庆、喜极而泣。
我们这样的情形应该不久了。也许几周，或者至多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和同胞们一起建设新中国了。我若有机会，会设法去美国看你，但我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在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之后，有太多的重建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
当然，也有可能我再也没法见到你了。请相信我，这并非因为我对你的爱减少了，而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的爱在我的血管深处流淌，因为那些我深爱的人们已经为这个国家献出了生命，我选择永远把这里当作家。
如果那样的话，伊莎贝尔会成为你的女儿，这是我们已经商量过的。尽管我们失去了生母，但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妈妈，而我们也将永远是你的女儿。
亲爱的妈妈，谢谢你给我们所有的爱。永远爱你！
你的女儿
莎拉
1949年10月26日”
“伊莎贝尔，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李先生说道。我扶着李先生在石椅上坐下，静立片刻后，便同白太太一起默默走开。
这片地方游人罕至，只有亲属才会前来凭吊。静寂中，可以听到大自然无数声音的交响：草在脚底碎裂，枝叶彼此摩挲，偶尔会有杜鹃和伯劳的鸣唱，甚至是飘忽而过的秋风。
“学校里都顺利吧？”白太太用中文缓慢而艰难地问道。
“目前还不错，不过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儿不太习惯。”
“是想家吗？”
“也说不上特别想，”我答道。
“那你的室友，同学对你好吗？“白太太关切地问道。
“哦，他们人都还不错。不过，怎么说呢，就是觉着还不是能完全融入，甚至有的时候是格格不入。”
“你想说说吗？有时候说说能感觉好一些。”
“其实也就是一些小事。比方说我有些英文的音发不好，室友就告诉我那样不对。他们也不是坏心，可我觉着挺不舒服的。”
白太太点点头，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大的事，就是无论怎么跟他们说，他们都搞不明白中国是怎么回事。我有个室友，还是准备学东亚研究的呢，他问我是不是家里已经给我指腹为婚了。我开始还和他们争，后来想着这一年都得一起吃住，还是算了。”
“我能明白，孩子。不要说你了，我自己有时候还会觉着不能融入呢。”
“白太太，您英文说的那么好，您是怎么练的呢？”
她迟疑片刻，好像在决定什么事情，然后说道：“我猜舅舅还没有给你讲过我们的故事吧。这段我来讲也好，也许能帮助你理解整个故事。”
“其实，我和姐姐应该是生在美国的，就在波士顿。我们的亲生父母祖籍是在中国。”
“那时候可和现在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是另外一个时代。过去，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日子太难了。”
“关于我父母和我们出生后一两年的事，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妈妈—就是伊莎白小姐说，他们应该是做生意的商人。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严格禁止中国妇女来美国，只有商人才可以带妻子来。世纪初的唐人街几乎全都是男人。”
“后来，我的父母在1918年的大流感里去世了。”
“我听说那次大流感死了几千万人。”我说道。
白太太慢慢点点头，叹了口气，好像又想起了幼年间沦为孤儿的伤心往事。
“我后来在档案里查到，这场瘟疫传到波士顿的时候已经很严重。我想我的亲生父母当时一定是害怕去医院，他们肯定担心会因为染了病，被遣送回中国。”
“不过呢，其实医院也没什么帮助—那才真叫听天由命。人人都害怕会送命，可妈妈还是会来唐人街的主日学校，帮助那里隔离和照顾病人。她告诉我，她就是在那时候找到了我们这对孤儿双胞胎的。”
“她一定非常勇敢，”我叹道，心中对这位伊莎白小姐肃然起敬。
“妈妈不只是勇敢，她还感到了一种与我们之间的特殊联系。她经常对我们说，她在心底感到自己也是半个中国人。她出生在中国，她失明前看到的最后景象就是中国的景象。她常说，她能从那场可怕的热病中挺了过来，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从此她一点也不怕呆在病人中间了。”
“人说，六岁之前几乎没有记忆。可我真的觉得自己记得她在找到我们的时候的样子。而且那个画面特别的清晰。我问过姐姐莎拉，她说她也是一样，也记得那么清楚。”
“我们两人都记得待在一间非常黑非常小的房间里。我们一定是被放在那里很久没人照顾了，也许已经有一整天，又饿又衰弱。我们的亲生父母应该也是信教的，所以我们就喊着呼唤着耶稣的名字。”
“后来，门开了，一片亮光射了进来。母亲就在这片光中出现了。她琥珀色的头发和身上的白裙被那片光照得发亮。”
“那时候，我们就觉着她像天使一样，她朝我们伸出手，温柔地抚摸我们。我当时不知道，那是因为她双目失明，手指就是她的眼睛。”
“她救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她是是母亲，也是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教我们《圣经》和其他的知识。”
“您记得李先生吗？”我问，“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来的吧，对不对？”
“那个时候啊，乔治舅舅就住在我们家，他白天上学，晚上和周末，有时和白牧师谈论一些深奥的问题，有时候和母亲坐在一起，为她读书。”
“不过呢，我最喜欢他陪母亲出去散步了，因为我和莎拉也能一起跟着。那情形看起来一定很奇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旁观的人肯定不明白我们是什么关系。现在回想起来，我猜舅舅也会觉着有些尴尬。不过，我们根本不管，有机会就一定要跟着一起出去。”
“虽说莎拉和我是双胞胎，可我们俩其实区别很大。莎拉外向、活跃，她也更多觉着自己是个中国人。”
“有一次，舅舅带着我们在波士顿，被几个小男孩追着骂‘中国佬’，还问我们猪尾巴辫子哪去了。舅舅没说话，可我被吓哭了，抱着舅舅想跑。只有莎拉却跑过去跟他们对骂。”
“后来舅舅回中国去了。再后来，莎拉为了抗日，也去了中国。她没有和我们道别，自己跑去的。”
“哦，”我轻呼出声，有感于这两位老人的生活中却还有如此多的跌宕。
“有点难以置信是不是？”白太太努力地笑了笑，眼中却是能见着隐隐的泪光，“我们俩是双胞胎，虽然性格不一样，可其实是有感应的。临走前的一天晚上，她问我，信不信孪生姐妹间心心相通。”
“她没等我回答，只说她自己相信这个，相信即使我们分开了，心也会被一根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她不见了，留了一封信给妈妈，一封给我。她到中国去了，去和日本人打仗。妈妈试着勇敢地面对这件事，告诉我说莎拉在中国，也是做上帝的工作。可是我难过极了。”
“开始我有点恨她，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不和我商量。渐渐的，她说的那种心心相通的感觉就来了。说不准哪天，我就会梦见她，甚至觉着自己能看见她。”
“49年的秋天，一天早上，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冰冷。我又梦见了莎拉。从前关于她的梦都非常清晰，就像电影一样，但是那天的梦却凌乱模糊。睁开眼睛，看到墙上有一小片光斑，悬着、飘着，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接着就消失了，就像它出现的时候一样神秘。”
“我起来，拉开窗帘。天很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我找着光斑的来处，却看到一只蝴蝶，正在窗前扑扇着翅膀。它时近时远，但就是不会飞走。”
“忽然，我觉着心一阵疼。我心里知道，她那天清晨是来和我道别的。”
泪水再次涌上了她的眼睛。她自觉失态，忙着擦拭脸上的泪水，也试着平静下来。
“好啦，故事就先讲到这吧。咱们去找舅舅。”
回到伊莎白小姐的墓地时，我看到两位健壮的工人在雕像和墓石前用铁锹挖了一尺见方的坑。李先生庄重地站在墓旁，手里拿着那只布袋。
一位工人递给他一只铅匣，李先生把信和一只玉镯收入匣内。那只玉镯和白太太手腕上戴的一模一样。
铅匣被安放在刚刚挖好的坑里。填土的时候，我闻到了秋日的木叶与新挖出的泥土混合后令人镇定舒缓的气息。白太太沉默不语，李先生喃喃念道：
“这里也是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