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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位远在天边的笔友，但心里却也觉着这是自己的秘密，只可在灯下独享而不可告人。
到了民国四年的秋天，父亲向我提起能否邀白牧师再回四川。他见我在家乡的学堂已将将念完，便想着要请白牧师再来为我辅导，帮我日后留洋打下基础。
可巧临近中秋时，我便接着了伊莎白的一封信，读来却让我着实惊喜一番。她提及白牧师返美后，总是想着在中国的教务，而如今进了民国，自大总统以下，无论宪政、教育或是实业，多聘请西洋顾问。白牧师的几位挚交、教友如今都在民国身担重职，多次去信邀他返华。伊莎白讲起他父亲虽然对这些高位并不心动，但每每谈起在中国的传教，说起上海和四川的布道所及学校，她便能从父亲的声音中听出无限的留恋。讲了这些后，她终于道出了心里的想法：
“我明白去中国的路非常遥远，途中要经历海上的风浪，而我更要在黑暗中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但我愿意为父亲—不，我觉着不仅是为父亲，还是为上帝做出这样的选择。我猜想父亲或许不会同意这样的想法，便先告诉你，我的朋友。也许你能告诉我这样的想法是否幼稚而不切实际。毕竟我只是幼年生活在中国几年，毕竟我现在一切生活起居皆须求人。”
这信我捧着在灯下读了许久。那一夜天气已经清冷，看着大半个银白的月亮悬在夜空，辗转而不能入睡。脑子里不敢去想若是伊莎白真的来了，会有怎样的情景，可只要那克制稍事放松，便会有几百个念头冲进来。带她去看盐井，带她去观草木，带她去我们的学堂，把她所看到的心中的世界教给所有家乡的孩子们。或许那时我想象中的画面还远不只这些，越是要自己克己复礼，便越停不下这千般想法。
晨曦到来前才勉强睡去，可还未睡熟，管家便来叫醒了我。父亲得知昨日美国来了信，便唤了我去问话。心中还有着前夜的兴奋，我便把伊莎白信中所讲转述给了父亲。他听得颇是认真，脸上仍是一如既往的严肃。
听我讲完了，父亲沉吟了片刻，右手抚着左边的袖口，缓缓言道：“这恐怕不妥。”
在父亲面前，我平素自然不敢造次。只是这“不妥”二字来得太过出乎意料，我忘记了应该垂手站立，静静恭听的规矩，急切地问道：“爹，您不是一直盼着白牧师能回来，为何又说不妥呢？”
父亲似是未曾在意我的失态，只是继续地摩挲着自己的袖口，言语依然平缓：“白牧师若是能回来，我自然高兴，只是他家千金，”说到此处，父亲停了下来，轻轻地摇摇头：“他女儿若是也跟了来，怕是对大家都不好。”
“可是爹，白牧师的女儿眼睛盲了，若是把她留在美国，白牧师一定是不放心的，也就待不长久。”
父亲抬起眼，用深邃的目光打量着我，眼神中透着无声的威严。我忙着低下头，看着脚下的方砖，却是惴惴不安，心一个劲地向下沉。
“你小孩子究竟是不懂这些事的。白牧师来中国做什么？他是来传教的。传教要什么，要老百姓信他那洋菩萨。可是如果洋菩萨连传教士瞎眼的女儿都医不好，要这还有甚用？”
伊莎白被父亲这样说，我心里听着痛，便不知从哪里找到勇气，大声地抗辩道：“这都是乡下人的迷信，您总是不会也这么想。”
这话说了，我便愣愣地僵在那里，眼睛望着父亲，脸也憋得发烫。
父亲并未动怒，却是噗哧地一声笑了：“前两天，孙老夫子还对我讲，得要防着这洋学堂把后生们的心思带坏了，看来也不能算多虑。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想也不要紧，咱们是断不会入教的。”
“爹敬佩白牧师的人品和才学，也觉着他传教对穷苦人是件好事，他们信才是要紧。若是在平常人家，好好的一个女娃儿害病，瞎了眼，能不觉着是遭天谴？那也必定会去求神告佛的，要是应验了，病治好了，他哪会有再不信的？我记着这外国牧师不也说过他们的神能把瞎眼的人治好？”
“你这孩子在学堂里书读得不少，可这见识却是没长。这道理不是很平常，若是白牧师有治人病的神力，那这教传起来自然如摧枯拉朽般容易。若是没有，那也无妨，毕竟旁的神佛拜起来也未必灵验。可你非要让一众百姓明明白白看出他拿自己女儿的病也是一筹莫展，这不是让他自己打自己脸，自己给自己拆台吗？”
父亲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走近前，在他身边坐下。此时我心里怕是还为着刚才顶撞了父亲而不安，坐在椅子上，不敢抬眼正视。
“爹想好了，过两年就送你出洋。要说咱们李家也是几代单传了，到你这辈还是如此人丁不旺，我也不愿让你离家远行。可是世道不同了，如今进了民国，到处都是洋学堂里出来的人做官得势，要是在这上被落下了，怕是将来连这点祖业都保不住了。”
我默默地点点头，垂下双眼，只看着父亲摩挲着依然泛着盐渍的旧布袍。
他缓了缓气息，幽幽地说道：“爹现在好在还不算老，身子也还能撑着咱家的产业，让你出去也是个好时机。再晚了，恐怕就不敢让你走喽。”
我猛地抬起头，看到父亲的眼睛中少了往日的精明和睿智，多了几分爱怜与无奈。这爱怜的眼神却灼痛了我的心，也顾不得多想，便抢着道：
“爹，别让我去了。我……我想还是在家陪着您，还有幺妹和嬢嬢。”
父亲拍拍我的头，怜爱地说道：“爹其实也舍不得你走。爹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不过出洋还是耽误不得的。你去个几年，再回来，但愿那时候世道也太平了，你还能为咱们李家做番大事业。”
“可是爹，不出洋就做不了大事业吗？您和余先生、侯先生他们不都没出过洋？”
这日父亲的心情应是极好，便由着我反问，而依然是面带笑容：“这话是不假，又再往上算起，那这袁大总统，历朝历代的皇上、宰相又哪有出过洋的？不过，如今世道变了，不懂得洋务，就是聋子、瞎子，这你要牢记。”
父亲看着我默默地点头，怕是也明白我仍是迟疑，便接着剖析道：“你再看看白牧师，他来咱们中国那不也算是出洋，这想必在他们国里也只是干大事业的人才能做到的。你去了，能多长学问、多长见识有什么不好？”
“儿啊，你替爹给白牧师写封信，就说爹请他回来。爹愿意再拿出一百亩地给他们，什么钱也不要，做学校、医院、哪怕是教堂都无妨，只是务必要白牧师亲自前来。我想着他若是心里惦念着太太和女儿，你就跟他说咱们以三年为期，若是三年期满，你还是考不上白牧师家的大学堂，那咱们也就认命了。”
我领了命，回到自己的房里，反复地读着伊莎白的信，手指一遍一遍地在凸起的点字上摩擦过去。那感觉莫可名状，不是疼，却如同人在吃着辛辣之物时，脑子格外的清楚。
我没有给白牧师写信，而是把父亲的谋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伊莎白。我还告诉她，父亲想着让她漂洋过海，实在是太过辛劳，便答应以三年为期。最后，我自作聪明，把这问题托付给了她，如果她觉着此事妥当，便可照实问白牧师，如果她不愿让白牧师离开，只需把信收好，便可如此事从未发生一般。
信发了出去，我心里惦记，这一去一回总是要半年的光景，便耐心地等着。可没过多久，外边的事便把民国初年乡下那难得的安宁击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