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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已经停放在殡仪馆的时候，我就载着她们三个，朝殡仪馆开去，殡仪馆距离我们研究所也就三公里的样子，我们的车子绕下野家坞的最后一个弯道俗称美人坡，顺着漆黑的柏油大道一路狂飙，一会儿就到了。
凌菲她们刚来我们法医研究所才一个星期，她们虽是法医系正牌毕业生，但因为体制原因，法医属于人民警察，人民警察属于公务员，所以还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公务员录用竞争考试，极少数的优胜者才可以进来上班。凌菲的大多数同学都去了社会上民办的司法鉴定机构，那些鉴定机构平时以伤残鉴定为主，尸体相对少些，出现场就更少了，想要接受最严酷的生存挑战式的法医工作，在我们城市，来我们法医研究所就对了，想要推理就给你烧脑，想要熬夜就给你不眠。
慕容哥安排凌菲跟我，在我们所里，新来的法医需要跟班五年，评上主检法医师，才可以独立外出勘案。我是刚熬出头，以前跟了慕容哥五年的时间，慕容哥去年升了法医现场勘查室主任，我也沾了光，嫡传的主任徒弟，哪能不是大红人呀？我自己倒是坐若针毡。平时生活中，刚出师的人要么是很张狂，要么就是诚惶诚恐，凡事怕出错，我就是属于后者。这法医工作完全不像电影里那么轻松潇洒，现场和尸体的每一处变化都需要潜心研究，不过成就感确实蛮强。
给新同志上好第一课是非常重要的，这关系到她们对法医研究所的基本看法。凌菲这孩子看上去心灵手巧的，是个可塑之才，黄永胜和肖建信两个虽然不是跟我的，但我也有责任从旁熏陶他们，正好乘今天这个机会一并给他们一起上个课。我们这边上课不会是大学阶梯教室里那么正襟危坐，一般都会是直接拿尸体说话。面对眼前一具实实在在的尸体，已经胜过任何理论，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战中磨炼出的才叫智慧，不然那只是知识。
大学生名叫万绍铭，他的尸体确实已经开始腐败，不过室内尸体因为温度低，腐败速度会比室外的稍慢一些，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他的面部变得有些浮肿，颜色发暗发黑。按照他的身材来看，应该是个瘦长的脸，可现在凭这张肿胀的脸型，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原来也许俊俏的样子。
电击伤在右手腕部，电线捆扎腕部的印痕清晰可见，皮肤已经被电流严重烧伤，我抓起万绍铭的右手腕，按了按，然后示范给凌菲她们三个看，“你们来触摸一下，这电流斑很典型，皮肤烧焦变得坚硬，看一次一辈子忘不了。像看到这样的损伤，你就可以放心认定是生前电击致死。看这电线捆扎痕迹，想必是捆扎好通电的，这体现了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必死，电线捆扎在手腕上通电必死无疑。不过，这电击致死和案件性质并没有直接关系，你不能因为说是电击致死，就可以轻易地认为是自杀。比如这个万绍铭吧，虽然是现场留有遗书，我们作为法医，考虑的就要多一些，遗书不是我们法医研究的范围，我们一定要盯住尸体，拿尸体说话，所以，还是要结合到死者是否被控制或失去控制力，才好判断是否是自杀，这些东西只能在尸体上找到依据，当然，现场的一些变化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忽然想起了一些什么，于是就顺着自己的思维开始口若悬河地说道：“作为一个法医，每一个现场，每一个尸体，我们都必须一视同仁，世界上没有简单的现场，只有马虎的法医。所以，当你面对尸体的时候，就必须认真仔细，它们从来不说话，不管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它们在生前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它们也许有委屈，有痛苦，有沉冤，但它们已经没有了诉说的机会和能力，它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尸体的代言者。”
凌菲三个戴着手套和口罩，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像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在听我的这番训话，使得我想起了五年前慕容哥第一次给我上课的情景，当时的我也是像他们这样，毕恭毕敬地站着。“代言者”三个字是慕容哥当时传给我的，我觉得这三个字准确地表达了法医的使命，我们无数不眠之夜的辛劳工作，不就是在谱写一曲平凡的代言者之歌吗？先辈们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为我们现在创造了极佳的工作环境和氛围，我有责任把这支代言者之歌继续很好地传唱下去。
“好了，不啰嗦了，这个尸体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按照规范把它过一遍吧。”我也戴上了手套，亲手给她们示范如何检验电击死的尸体尸表。
我拨开了死者的口腔，检查他的牙齿情况，正要说如何如何的时候，竟然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异常情况，我的小心脏又一次扑通扑通乱跳起来，二十岁的大学生，怎么长着一口三十岁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