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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试图理顺尼科尔斯船长对我说的几件关于斯特里克兰的轶事，下面将会尽量清楚连贯地把它们写下来。他们是在冬天快结束时认识的，就是我在巴黎和斯特里克兰永别后的那个冬天。中间几个月他是怎么度过的我并不知情，但他肯定过得很潦倒，因为尼科尔斯船长最初和他相遇是在夜间收容所。当时马赛发生了罢工，斯特里克兰已经穷途末路，显然连糊口的钱都赚不到了。
夜间收容所是座很大的石头建筑，赤贫者和流浪汉只要能够提供齐全的证件，并说服管事的修道士相信他们是有工作的人，便能在那里暂住一个星期。尼科尔斯船长注意到斯特里克兰，是因为他的身材和长相在等待收容所开门的人群中显得很独特；他们神情萎靡地等待着，有些焦躁地走来走去，有些懒散地靠着墙壁，也有些百无聊赖地把腿伸进水沟里坐在路缘石上。在他们鱼贯走进登记室时，尼科尔斯船长听到修道士跟斯特里克兰说英语。但他并没有机会跟斯特里克兰搭讪，因为就在他进入公共活动室的时候，有个修道士走进来，腋下夹着巨大的《圣经》，登上活动室末端的讲台，开始长篇大论地宣讲经文。那些凄惨的流浪汉只能忍着，因为这是他们寄宿的代价。他和斯特里克兰被分配在不同的房间，翌日清晨五点钟，有个体格壮实的修道士把他叫醒，等到他铺好床洗过脸，斯特里克兰已经不知所踪。尼科尔斯船长冒着寒风在街头流连了个把钟头，然后走到了维克多·格鲁广场，那是许多水手惯常聚会的地方。他又看见了斯特里克兰，正倚着一尊雕像的底座在打盹。他走过去把他踢醒。
“跟我去吃早餐吧，哥们。”他说。
“去死吧你。”斯特里克兰回答说。
我听出来这正是我朋友的口头禅，于是开始觉得尼科尔斯船长说的话比较可信。
“你没钱了吧？”船长问。
“滚*。”斯特里克兰回答。
“跟我走吧。我带你去吃早饭。”
犹豫片刻之后，斯特里克兰挣扎着站起来。他们走到发放面包的善堂，饿肚子的人在那里可以领到一块面包，但必须当场吃掉，因为不许把面包带走；然后他们又走到施舍肉汤的地方，每天十一点和四点，你可以在那里领到一碗又稀又咸的肉汤，但顶多只能领取七天。这两个地方隔得很远，所以只有饥肠辘辘的人才愿意跑两趟。他们就这样吃了早餐，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也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他们在马赛度过了差不多四个月相依为命的日子。他们过着平淡至极的日子，既没有意料之外的惊喜，也没有激动人心的奇事，因为他们整天都在忙着赚钱，以便能够找到过夜的住所和充饥的食物。但我真希望在这里我能提供几幅美丽而生动的图画，把尼科尔斯船长那栩栩如生的描述呈现出来。他们在那个港口城市经历的社会底层生活完全可以写成一本引人入胜的图书，他们遇到的各色人等也提供了足够研究者编撰整本流民大辞典的材料。可惜我只能用寥寥数笔将其带过。反正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是紧张粗野、狂放激烈、多姿多彩和充满活力的。这让我认识的马赛，那个热闹而阳光、酒店非常舒适、餐厅坐满富人的马赛，变得黯然失色和不足为奇。我妒忌那些亲眼见到尼科尔斯船长描述的那种生活的人。
夜间收容所的大门向他们关上之后，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只好托庇于硬汉比尔。这人是黑白混血儿，长得魁梧雄壮，拳头也很厉害。他开了家旅舍，专门给失业的水手包吃包住，还给他们找工作。他们在他的地方住了一个月，和十来个瑞典人、黑人和巴西人睡在两个空房间的地板上，谁住哪个房间都由比尔安排。每天早晨他们跟着他去维克多·格鲁广场，想要雇用水手的船长通常都到那里去招人。他娶了个美国女人，又肥又邋遢，天知道美国人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寄宿者每天轮流帮她做家务。尼科尔斯船长觉得斯特里克兰很占便宜，因为他不用做这种杂事，作为交换，他给硬汉比尔画了一幅肖像。硬汉比尔不但花钱买了画布、颜料和画刷，还塞给斯特里克兰一磅走私的烟草作为酬劳。据我所知，这幅画可能还挂在若列*头附近某座破房子的客厅里，估计现在能卖一千五百英镑。斯特里克兰的想法是先坐船到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然后再想办法前往萨摩亚或者塔希提。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起来要去南太平洋，不过我记得他早就梦牵魂萦地向往着那边的海岛，那种郁郁葱葱、阳光普照、周围的海水比北半球海洋更蓝的海岛。我想他愿意跟尼科尔斯船长厮混，大概是因为后者很熟悉那片区域，正是尼科尔斯船长让他相信他到塔希提会更加舒服。
“你知道的，塔希提是法国人的，”他向我解释说，“法国人没有那么死板。”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
斯特里克兰没有证件，但这对硬汉比尔来说无所谓，他只要有钱赚就可以（他替水手找到工作之后会收取第一个月的薪水作为介绍费），当时恰好有个英国司炉死在他的旅舍里，他就把那人的证件给了斯特里克兰。但尼科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都想朝东去，而能够提供岗位的轮船恰好都是向西航行的。斯特里克兰两次拒绝了开往美国的不定期货船，还拒绝了一艘前往纽卡斯尔的煤船。硬汉比尔对这种顽固失去了耐心，因为这只会造成他的损失，最后他也懒得费口舌，干脆把斯特里克兰和尼科尔斯船长赶走了。于是他们再次流落街头。
硬汉比尔那里的饭菜并不丰盛，每次吃完了肚子还是像吃之前那么饿，但有好几天他们很怀念那里的伙食。他们真正地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施舍肉汤的地方和夜间收容所已经对他们关起了大门，他们赖以果腹的只有善堂发放的小片面包。他们睡觉的地方也很随便，有时候睡在火车站岔线上的空车厢里，有时候睡在仓库后面的货车里。但天气特别冷，往往是迷迷糊糊地睡上一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又得哆嗦着在街头踯躅，以便暖和暖和身体。让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是没有烟抽，尼科尔斯船长的烟瘾尤其重，他经常到酒吧云集的地方，去捡那些过夜生活的人扔掉的未抽完的香烟或者雪茄。
“再差的烟我都抽过。”他补充说，很豁达地耸了耸肩膀，同时从我递给他的烟盒中抽起了两根雪茄，一根放到嘴里，一根塞进口袋。
他们时不时能赚到一点钱。偶尔会有邮轮进港，由于已经跟码头监工混得很熟，尼科尔斯船长能够得到两个装卸货物的名额。如果来的是英国的轮船，他们就会悄悄溜进前舱，到船员餐厅去大快朵颐。但如果遇到高级船员就倒霉了，他们会被赶走，走到跳板时说不定还会因为走得太慢而被踢上一脚。
“只要能填饱肚子，屁股挨一脚也没关系，”尼科尔斯船长说，“我自己从来不为这种事生气。高级船员毕竟要维护纪律。”
我仿佛身临其境地看见尼科尔斯船长头下脚上，飞快地顺着狭窄的跳板滑下来，后面是一个来不及抬脚的、怒气冲冲的大副；而他真不愧是英国人，居然还脸带笑容，非常高兴祖国商船的纪律是如此之严明。
鱼市经常有零工可打。他们也把无数箱堆在码头的廉价进口橙子搬上货车，每人赚了一法郎。有一天他们撞上了大运：某个旅舍老板弄到了合同，需要找人去粉刷一艘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船；他们有好几天站在船外悬挂着的木板上，给锈迹斑斑的船壳刷上油漆。这桩差事倒是很适合喜欢自我解嘲的斯特里克兰。我问尼科尔斯船长，他在这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心情怎么样。
“从来没听他抱怨过，”船长回答说，“他偶尔会有点闷闷不乐，但就算我们整天没有东西吃，就算我们连到中国人那里过夜的钱都出不起，他还是活蹦乱跳得像只蛐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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