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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最早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时候，我根本不觉得他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然而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他的伟大。我说的伟大并不是那种官运亨通的政客或者战功赫赫的军人所能得到的，那些人的光环来自他们的职位，而非自身的本事；等到时过境迁，他们将会变得微不足道。人们常常发现，离任的总理原来只是个能言善辩的口舌之士，卸职的将军也无非是个软弱可欺的市井之徒。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才是真正的伟大。你也许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很难不对它产生兴趣。他发人深省，他引人注目。他被嘲笑的时代早已过去，为他进行辩护不再是标新立异的举动，对他加以推崇也不再是离经叛道的表现。他固然有种种缺点，但在世人看来已经是瑕不掩瑜。他的艺术地位或许尚待争论，崇拜者对他的赞扬或许就像贬抑者对他的抨击，都是信口开河的胡说，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他拥有天赋。依我之见，艺术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艺术家的人格。艺术家哪怕有上千个缺点，但只要有着特立独行的个性，那就是可取的。比如说，我认为维拉斯凯兹的绘画技巧比艾尔·格列柯更为高明，但世人对他的评价却不如后者高，因为那个克里特画家生性放荡，命途多舛，又不惮将其灵魂的秘密和盘托出，仿佛那是永恒的献祭。艺术家、画家、诗人和音乐家——主要是通过对现实进行拔高或者美化来满足人们的审美意识，但有的艺术家也将其个性赤裸裸地袒露在他的作品中。探索这种艺术家的秘密是很有乐趣的，跟阅读侦探小说差不多。他的作品就像无言的宇宙，充满了有待发现的奥秘。斯特里克兰最无足轻重的作品也透露出他那奇特、痛苦而复杂的个人经历，所以有些人虽然不喜欢他的画，却不能等闲视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对他的生平和性格充满极其浓厚的兴趣。
直到斯特里克兰亡故四年之后，莫里斯·修瑞才撰写了那篇刊登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的文章，使这位原先籍籍无名的画家不致湮没于世，并开辟了那条让许多跟风的作家紧随而来的道路。长久以来，莫里斯·修瑞是法国声誉最隆的评论家，他给出的评价又是那么高，所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赞美显得有些夸大其辞，但后继的评论家却证实他所言非虚，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在当今的声望，也是牢牢地建立在他奠定的基础之上的。斯特里克兰的声名鹊起是艺术史上极具罗曼蒂克色彩的事件。但我并不打算分析他的作品，除非那些作品涉及他的性格。我无法苟同某些画家的看法，他们倨傲地宣称门外汉根本不懂绘画，要对他们的作品表示欣赏，最好的办法是默默地递上支票本。这种认为艺术无非是某种手艺，只有行内人才能完全理解的观点其实是荒唐的误解，因为艺术是情感的流露，而情感所说的语言，则是每个人都懂的。但我也承认，对技巧没有实际认识的评论家确实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而就绘画而言我又是极其无知的。幸好我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莱格特先生既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是备受推崇的画家，他已经在那部短小精悍的著作里详尽地探讨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这部著作文笔之华丽堪称典范，可惜这种文风总的来说在英国已经式微，不如在法国流行。
莫里斯·修瑞那篇著名的文章扼要地讲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生平，他有意借此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由衷热爱艺术的他真心希望那些有识之士能够注意到一位极具独创性的艺术天才，但他是个非常出色的炒作高手，知道只要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这个目标就会更容易实现。等到许多在从前和斯特里克兰有过接触的人——有些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马特区的咖啡馆和他相遇的画家——吃惊地发现当初他们眼里那个穷困潦倒的画家原来是个名副其实的天才，而他们竟然失之交臂以后，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就出现了许多文章，既有回忆和他的交往的，也有表达对他的赞赏的，这让斯特里克兰的名气变得更为响亮，却满足不了公众的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欲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不计其数，勤奋的维特布雷希特—洛索尔兹在他那本令人肃然起敬的专著中列出了许多信实可靠的篇章。
编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如果超群出众的人物在其生涯中遇到某些令人感到惊奇或者神秘的事情，人们就会极其贪婪地抓住不放，将其演绎成一段传说，然后狂热地深信不疑。这是人们对平淡生活提出的浪漫抗议。传说里的轶事变成了英雄晋身不朽境界最可靠的通行证。有幽默感的哲学家在想起沃尔特·雷利爵士时难免会哑然失笑，因为他之所以留驻在人类的记忆里，竟然是由于他曾经解下披风供伊丽莎白一世踏足用，而不是由于他打着英国的旗号去过许多尚未广为人知的国度。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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