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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外婆刘氏。抗战初起,她被日军火烧、刀砍、推入江中,所幸都能不死。她对我说:“面临死亡,不要惊慌!”后来,我多次在死亡边缘游走,从不惊慌,外婆的话,对我影响最大。
常有人问我对于生死的看法,我这一生走遍****,虽然惭愧鲜少建树,然自忖对于佛教事业总是戮力以赴,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满。最难得的是,我曾经多次面临死亡。对于生死,我从外婆的话里体悟到的是:生,未必可喜。死,亦未必可悲。
我小时候既胆大又顽皮。记得有一次路过一条大水沟,本想一跃而过,没想到却陷入水沟里,一个碎玻璃瓶口穿足而过,将脚丫子截成两半。顷刻间,鲜血如注,我随手撕开衣角,胡乱包扎一番,回去也没有看医生,过了些时候,居然自己愈合起来。回想当时因为年纪太小,外婆的话、外婆的勇敢精神让我不懂得害怕,觉得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家乡每逢严冬必定下雪,连河川都冻结成冰,我经常和哥哥在雪地里玩耍,在冰河上溜冰。八岁那年的春节前夕,我独自在冰河上散步,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枚雪白的鸭蛋,心想把它捡起来,再走向前一看,原来只不过是冰块即将破碎的白印而已。正想转身离开时,一只脚已经踏入溶冰,刹那间,整个人就掉进了冰窟,怎么奋力也爬不上来。这时,我全身冰冷,以为这下应该是没救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竟然像游魂似的,在寒风中站在家门口敲门。哥哥应声开门,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才发觉自己全身都结满了冰块,至于是如何从冰窟中上来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家人一再追问,才忆起在朦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门。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才十一岁,对于生死开始有了些微体认。那时,处处烽火弥漫,当前线不断传来胜负伤亡的消息时,在后方的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是在枪弹的威吓下过一天算一天。常常天还没亮,兰花会、大刀会等民间抗日组织便起身操练武术刀棍,口里还声嘶力竭地喊着:“杀鬼子喔!杀鬼子喔!”助长了我们不少勇气,也平添几分紧张气氛。每当枪战格斗结束,街头巷尾的孩子一个个都跑出来数死人,丝毫不知“死”为何物。直到有一晚,我为了躲避日军的杀戮,情急生智,赶紧躺在尸堆里屏息装死,这才深深感受到:生死原来只在呼吸之间啊!
次年,我在栖霞山出家。参学期间,饱受病苦的磨难。记得在十五岁时,我乞授具足大戒,因为燃烧戒疤时,戒师吹气太猛,以致于头顶上的十二个香珠烧在一起,将整个头盖骨都烧凹了下去,疼痛倒不要紧,但脑神经已被烧死,我变得健忘而又笨拙,可是没有半点怨尤。后来,靠着每夜礼佛祈求,在观世音菩萨的加被下,我不但恢复了记忆,还比以前更加聪慧。一段意外的灾祸,没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缘,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坚强。
十七岁时,我染患疟疾,乍冷乍热,极为难受。当时在丛林参学的人,都抱定把色身托付给护法龙天的决心,即使得了疾病,也从未听过有人请假休息。我拖着虚弱的病体随众作息,直至全身虚脱倒卧在床上。大约一个月后,家师志开上人遣人送来半碗咸菜,我捧着那碗咸菜,感动得涕泗纵横,感谢师父如此爱护弟子。于是,我立下誓愿:“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将全副身心奉献给佛教,以报答师恩。”未几,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
过了两年,我来到焦山佛学院读书,不知怎的,全身长满了烂疮,历经数月,都未见转机。平日灼痛难耐不说,时值溽暑,脓汁和着汗水紧黏着衣裳,每次脱衣换洗时,身上的一层皮也随着衣服一齐剥下,那种摧肝裂胆之痛才是苦不堪言。当时,物质贫困,三餐不饱,更遑论下山就医。或许是命不该绝吧,我又熬过了一关。
一九四九年,我安单在中坜某个寺院。有一回,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径行驶,为了让路给迎面而来的两名学童,我一个闪身,不料却连人带车滚落到约有四丈高的山崖下。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头朝下、脚朝上,脚踏车则支离破碎成三十几块,散得一地都是。一阵天旋地转,金星乱冒,我合上双眼,自忖已经与世长辞了。
过了不知多久,我爬坐在地上,环顾四周的花草树石,想到阴间与阳间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不禁怀疑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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