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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汪洋之势、淡泊之情与秀杰之气，融景致美、情趣美与理趣美为一体，堪称美文。比如说文中动词的妙用，“倚”“荫”“俯视”“仰瞻”“旁瞩”等动词的运用，既引出了美妙的景致，又使景物之中饱含了人的情趣。“倚”的闲适洒脱，“荫”的惬意舒适，“俯视”的居高傲气，“仰瞻”的凝神敛气，“旁瞩”的游目骋怀，“笑”的自信潇洒，所有景物都为“我”所用，作者的情致完美地融合在景物之中，又使本文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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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情兴心思，俱入佳处。”
东轩记
余既以罪①谪监筠州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②其欹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③，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④；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以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⑤。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⑥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⑦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死生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区区⑧欲磨洗浊污，睎⑨圣贤之万一，自视缺然而欲庶几颜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
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为鲁司寇，下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无所不可。彼盖达者之事，而非学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谴来此，虽知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⑩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苏辙记。
【注】
①罪：作者受苏轼的“乌台诗案”牵连。②克支：支撑起。③本：株。④寻尺：喻细小之物。自效：愿为别人贡献自己的力量。⑤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⑥抱关击柝：守门打更小吏。⑦劫：约束，阻碍。⑧区区：诚意，专一。⑨睎：仰慕，向往。⑩环堵：四面为墙，内室皆空。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春，在苏东坡贬谪湖北黄州任团练副使的同时，其弟苏辙因牵连罪被贬往江西筠州（今高安县）任监盐酒税。正遇洪水泛滥，借部使者府开辟“东轩”，作为休息的地方。苏辙此时政治失意与生活烦乱交织，只好借笔以抒发之。
第一段，记叙开辟“东轩”，“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的公务繁忙的全天生活，简明地交代了作者去筠州的原因和“哑然自笑”的无奈心情。一开始，浓墨重涂洪灾为害：“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滣，水患尤甚。”继而突出描写“敝不可处”，“假部使者府以居”，开辟“东轩”：告郡——借居——郡怜——支斜——补缺——辟轩。这一过程，殊属艰辛。再以点代面，形象描绘作者“坐市区”一天的“筋力疲废”生活。昼坐、鬻沽、争寻尺、暮疲、昏睡、旦复出、无能安于东轩、哑然自笑，无奈心态，跃然纸上。从“筠水泛溢”到“敝不可处”，这是天老爷造成的；从“筋力疲废”到“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这是北宋社会制度造成的。两者巧妙结合，天灾人祸，现象本质，意在言外。
第二段，从东轩的简陋日子联想到颜回苦学生活，借颜回“箪食瓢饮”之乐，追求一种“安贫乐道”精神，抒发其政治失意而又急于排遣的旷达心情。起笔引用颜回箪食瓢饮的美谈，是最切合作者此时此地的心态的。由于政治失意，他暗暗安排出路：“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作者到任后的生活无情地敲碎了他的美梦：做一个勤劳于管理盐米的小官，就是“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可是每做一事，不免遭“劫”又滞留任上。通过亲身经历，作者体会到：颜回“之所以甘心贫贱”，而不肯通过官路以求生，原因是做官有“害于学”。再从士大夫一面“沉酣势利”“玉帛子女”“自以为乐”，另一面循理求道，春花秋实，从容自得，才是真正的乐的反正论证，推断出作者奔走以求的乃是圣贤之乐、“颜氏之福”的人生哲理，借以排遣贬谪后的愁苦。“嗟夫”一词用得适当，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我”转到“士”，由个别过渡到一般，顺理成章，持之有故。
第三段，由颜回的安贫乐道，联想到将来“归休田里”，抒发了他“追求颜氏之乐”的超然情怀。开头，追慕颜回老师孔子“高为鲁司寇，下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无所不可”的“周行天下”、上下求索的史实，同时指出，孔子之举动属“达者之事”，而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达到的。接着，袒露出自己追求解放，“归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陶潜桃花源式的生活美愿。最后，回到题旨，颂赞颜回“箪食瓢饮”之风，“怀思东轩”，走一条“优游以忘其老”的人生归途。
第四段，交代作记时间，增强了“记”的真实感。通过一天坐市忙碌生活的描叙，借题发挥，成功地刻画了一位地位虽卑下而心境尚崇高的贬官形象。
本文从洪水的自然为害之景，写东轩的居处破败之状，从供职的自效、忙碌之姿，写到日夜精疲、哑笑之态，自然、顺理、融情、扣题。再从简陋的东轩生活，联想到颜回的“箪食瓢饮”，从而追求“颜氏之福”“颜氏之乐”，即“安贫乐道”精神，追求“归休田里”，走陶渊明桃花源式的超然旷达的人生道路。这是作者此时此地官场失意、心烦意乱而又欲求摆脱的必然心理，也是作者写“东轩记”所深蕴的人生哲理内涵。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入宋调，而其文风自佳。”
黄州快哉亭记
江出西陵①，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汉沔②，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③，涛澜汹涌，风云开阖④。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⑤，周瑜、陆逊之所驰骛⑥，其风流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⑦于兰台之宫，有风飒⑧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⑨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⑩之馀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11}，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注】
①西陵：西陵峡，长江三峡之一。②沔（miǎn免）：汉水的北源。汉沔即汉水。③一舍：古时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④开阖：开合。⑤睥睨：侧目窥视，此处指希图占有。⑥陆逊：东吴大将，曾大破刘备于夷陵。驰骛（wù雾）：追逐，驰骋。⑦宋玉、景差：战国时楚国辞赋家，后于屈原。⑧飒（sà萨）：形容风声。⑨中：指内心。⑩会计：谓掌管征收赋税钱谷的工作。{11}蓬户瓮牖（yǒu有）：极言房屋之卑陋。牖，窗户。
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张梦得、苏轼都被贬至黄州。张梦得在寓所西南筑亭，苏轼命名为“快哉亭”，苏辙作《黄州快哉亭记》。当时苏辙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至筠州（今江西高安县）任监巡盐酒税，政治上也是很不得意。但他不以贬谪为怀，惟适自安。本文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足以“称快世俗”。他从自己、其兄和建亭之人三人的遭遇说开去，由此及彼，由小见大，提出“心中坦然，不以物伤性”的旷达人生态度。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文章结构简单，十分通畅。文章在开头交代快哉亭的地理位置、命名由来、并为后文安排伏笔之后，在第二段着力描写快哉亭附近的足以令人快意的景物。在写景时，或就目之所见，或就思之所及，融时空于一体，变化多端，开阖自如。在第三段就“快哉”二字的来历发表议论，说明人生之快，既不在身边景物的优劣，也不在遇与不遇的不同。这样既赞扬了张梦得，又抒发了自己不以贬谪为怀、随遇而安的思想感情，使一篇写景文章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作者借物抒怀，本意并不在提倡士人远离尘世、自寻其乐，而在以旷达之情来慰藉不得意的士人，希望他们能胸中坦然，生于世而无往不自得。此外也应注意到，作者的快意之情中含有不平之气。
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
后人评论
过珙《古文评注》卷十：“前半极力叙写‘快’字，后半即谪居寻出‘快’字意来，首尾机神一片。文致汪洋，笔力雄劲，自足与长公相雁行。”
为兄轼下狱上书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①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臣早失怙恃②，惟兄轼一人相须③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④，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⑤，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⑥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⑦。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⑧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⑨，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⑩，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11}，不可救止。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12}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13}于当年，终欲效尺寸{14}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衷于陛下而已。”
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没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之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
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15}，激切陨越之至{16}。
【注】
①草芥：比喻卑微没有价值。芥，小草。②怙恃（hùshì户氏）：意指父母。③须：依靠。④过恶：过失与恶行。⑤前后上章论事：乌台诗案前，苏轼所上奏章。⑥狂狷（juàn倦）：狂妄自大，偏激放纵。⑦抑畏：谦虚谨慎，克制敬畏。⑧臣寮：同“臣僚”，同为朝臣之意。⑨感荷恩贷：感谢皇上的恩惠宽宥。荷，承受。贷，宽大，宽宥。⑩迹涉不逊：看上去像（对朝廷）有不敬之嫌。迹涉，近似于。{11}刑辟：刑法，刑律。辟，法律，法度。{12}分（fèn奋）：应该的。{13}龃龉（jǔyǔ举语）：本意是上下齿参差不齐，此处指仕途坎坷。{14}效尺寸：奉献微薄的才能。{15}请命：请求保全其生命或从轻发落。{16}陨越之至：封建社会上书皇帝的套语，意谓冒犯皇上，罪该万死。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这年八月，苏轼在湖州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内有这样几句话：“皇上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段话被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指为讽刺变法，侮谩朝廷，苏轼因此被捕入狱，承受着“欺君犯上”“藐视朝廷”等严重的罪名，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神宗盛怒，几乎要处死苏轼以泄愤。在兄长性命攸关之际，苏辙迅速写下了这篇惨痛真挚的文章，“乞纳在身之官”以“赎兄轼”，希望皇上赦免苏轼的死罪。文章以情动人，诉之以理，动之以情，委婉哀恳，极具感染力。神宗皇帝读后大受感动，加上曹太后及朝中一批正直耿介的官员的帮助，他便从轻发落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而使其得免一死。
文章开头首先表明自己有呼天抢地的危迫之恳，“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一方面说明此文是自己在急迫之下的至情流露，即使有过激之处也应该是可以原谅的，一方面搬出父母亲情来作盾牌，企图打动宋神宗。接下来，才开始替苏轼申辩冤屈，先自认罪状说，苏轼“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所以在上章论事以及作文赋诗时言语可能偶有冒犯。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减轻神宗的抵触情绪。
接着，尽管苏轼已经在狱中，还是要感激皇帝的屡次宽大处理，“置而不问”。同时，进一步申辩此次问罪的都是苏轼的旧作，此时已经“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也就是希望皇帝不要再追究旧错。最后，“终欲效尺寸于晚节”，借苏轼下狱前的恳词替他表白“深自悔咎”、想要“改过自新”的愿望，以及将来一心报效明主的决心。一边赞颂神宗为“不世出之主”，一边表明“欲效尺寸于晚节”，苏辙的意思是希望神宗看在苏轼已经悔悟的份上，哀而怜之，对此事宽大处理。
本文悲惨凄切，却又吞吐不尽，其实是苏辙有意而为之。须知苏轼此次获罪，除了其与当朝力主改革的大臣道不相合，所以遭受攻击外，最直接的原因即是他在京城时连续上《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集中对新法进行了大肆批评，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所以，苏轼就成为了新旧党争的牺牲品。而这种冤屈与神宗正在重用的革新派有关，所以苏辙无法言明，更无法针对那一方进行责怪。
为了恳求神宗师法明君仁圣之举免去苏轼的死罪，作者引用了汉文帝的例子。以前汉朝淳于意犯了罪，他的女儿缇萦请求朝廷将自己收为官婢，以此来赎她父亲的罪。汉文帝因此免了淳于意的肉刑。如今自己的真诚，虽然怎么也比不上当时的缇萦，但是当今陛下聪明仁圣却远远超过汉文帝。可以说用典非常贴切，又紧紧扣住了神宗的心理。其中有一句，“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其实是暗指苏轼所犯的其实是莫须有的罪名，期待皇帝能明察真相。
在构文上，因为是为兄长辩白，所以通篇围绕一个“情”字。无论是兄弟手足亲情、对君王的款款忠诚、冒死进言的不胜惶恐之情，还是满腹难言之隐的委曲之情，此时都一齐喷涌而出，浩浩荡荡，言辞激切诚恳，口吻却哀婉动人，催人泪下，实为难得。
后人评论
《宋史?苏辙传》：“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六国论
愚读六国世家①，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②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③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④用于秦而收韩，商鞅⑤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⑥，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⑦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注】
①世家：《史记》中的一体，主要记各国诸侯事迹。②山西：肴山以西地区。与“山东”的六国相对。③韩、魏：主要在今山西南部、河南中部。④范雎（jū居）：秦国丞相，主张远交近攻，先取韩国。⑤商鞅：卫人，公孙氏，号商君，曾建议秦孝公伐魏。⑥刚寿：齐邑，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⑦疆埸（yì亦）：国界，边界。
本文是苏辙在嘉祐五年（1060）参加制科考试时的答卷。其《进论》有25篇文章，这是其中一篇。其父苏洵、其兄苏轼及清代李桢也作过《六国论》，阐述个人观点。
苏洵的《六国论》认为六国败亡的原因是由于“赂秦”，六国各自拿自己的土地去贿赂秦国，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来求得一夕之安，这种立论是有道理的，与当时宋朝皇帝对契丹、西夏一味输币纳贡而不思用武力抵抗，奉行屈辱的投降政策密切相关，可以说针砭时弊，很有针对性。与其父苏洵不同，苏辙的这篇《六国论》则是从地理军事形势着眼来论述六国灭亡的原因。借评论当年六国灭亡的原因，旨在让宋朝皇帝观后借古鉴今，汲取历史的教训，在对外政策、军事设防上有所调整。
文章的开头从自己阅读《史记》中的“六国世家”说起，陈述自己的读书心得。“窃怪”二字用得婉转、谦逊，表示只是个人意见，对地广人众的六国诸侯被西方地仅千里的秦国灭亡而感到奇怪。“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两句为下文分析六国的地理形势、作战策略作了预告，可谓细针密线。接着，作者才道出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本文的中心论点——“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六国落到这般地步，要归咎于当时六国谋士的思虑疏略、见识浅薄，不明了天下的形势。
于是在第二段中，作者就把“自安之计”娓娓道来。作者指出秦与六国诸侯争天下，主要争夺的对象是韩、魏。因为韩、魏二国地理位置之重要，在战国时就已有人认识到，“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崤山）东之诸侯……”所以，完全可以利用韩、魏特殊的地理位置来牵制秦国，屏蔽燕、赵、齐、楚。
为了使自己的论证更加有力，作者还举了秦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客卿范雎和商鞅的事例作为佐证，用以证明韩、魏战略地位的重要。接着，苏辙就顺势分析秦国若不收韩、魏而直接攻打燕、赵，将会遇到的危险，将会出现腹背受敌的局面，“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而一旦韩、魏依附秦国，秦国攻打燕、赵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但是，其他四国丢下势力弱小的韩、魏不顾，使得韩、魏落到了秦国的手里，东方四国诸侯也就失去了屏障，最终走向灭亡。行文至此，作者感叹地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呼应了首段末尾的“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土，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第三段中，苏辙主要论证如何来把握住形势以求自安之计。他明确提出了齐、楚、燕、赵应当厚韩、亲魏，联合抗秦，以图共同生存的战略主张，这也就是合纵抗秦的主张，同司马光的观点是一致的。并加以假设说，如果让前方的韩、魏来对付秦国，齐、楚、燕、越四国在后方休养生息，暗中来帮助韩、魏，那么六国就不至于灭亡了。这也是在提醒宋朝皇帝，应从六国旧事中得到启发，处理好前后方的关系，要以后方支援前方，使在边防前线作战的将士无后顾之忧，奋力抵御外敌，去除边患，以稳固江山。
综合来看，文章着重指出韩、魏所处地位的重要性，位于战略要冲，对秦国来说犹如“腹心之疾”，秦国历史上一向以控制韩、魏来达到向东扩张的目的。所以，齐、楚、燕、赵四国理应全力支援处于前方的韩、魏，共同对付秦国。可是，实际上韩、魏无力拒秦，只能附秦，以致“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六国诸侯为贪图小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终于被秦所灭。对六国灭亡原因的分析，与苏洵所述各有侧重，可互为补充。
后人评论
李东阳：“杨龟山尝论秦未尝吞六国，乃六国自相吞耳。此为至论。颍滨亦云：‘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可见六国之愚，读之可发一笑。”（《三苏文范》卷十七）三国论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
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悲夫！世之英雄，其处于世亦有幸不幸邪？汉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①。以智攻智，以勇击勇，此譬如两虎相捽②，齿牙气力无以相胜，其势足以相扰，而不足以相毙。当此之时，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③，咄嗟叱吒④，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⑤，徘徊而不进，其顽钝椎鲁⑥，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⑦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败矣。
今夫曹公、孙权、刘备，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⑧也。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此三事者，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一刘备近之而未至。其中犹有翘然⑨自喜之心，欲为椎鲁而不能钝，欲为果锐而不能达，二者交战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⑩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11}，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12}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13}，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注】
①曹公：指曹操，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孙：指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刘：指刘备，三国时蜀汉的建立者。②捽（zuó昨）：搏斗，冲突。③执诸侯之柄：指项籍当时掌握有号令诸侯的权力。④咄嗟（duōjiē多揭）叱咤（chìzhà斥榨）：怒斥，呼喝。形容威足气盛，不可一世。⑤冲：要冲，交通要道。⑥椎鲁：愚钝，与“顽钝”同义。⑦逡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⑧以不才取人：意谓自己虽无才，但反而能取胜人，其实是大智大勇。⑨翘然：形容因出众而自傲的样子。⑩忿忿：心中不平。{11}自将以攻人：指关羽死后，刘备非常悲愤，亲自领兵攻吴却大败。{12}二袁：指袁氏兄弟。袁绍，字本初，东汉末年冀州牧。其从弟（堂弟）袁术，字公路，据南阳郡（今河南南阳），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被曹操击败，后病死。{13}狼狈于荆州：指刘备初起时经常寄人篱下，曾投靠荆州牧刘表。
本文与《六国论》一起，都是苏辙在嘉祐五年（1060）参加制科考试时写的。两文都是评论历史，借古喻今，供宋朝皇帝以古为鉴汲取教训，在治国安民时作为参考。
本文虽是评述三国史实这么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并没有拾人牙慧，议论曹操、孙权、刘备三方如何相持角逐，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是别具一格，把重点落在分析刘备何以最终未能统一天下的原因上。作者把刘备作为文章议论的中心人物，而且将刘备与汉高祖刘邦相比，以显示刘备的弱点，从而揭示他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未能胜出、未能统一天下的本质原因。
文章开头便提出来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吊足了读者的胃口。首段论说气势十足，琅琅上口，尤其是对三国鼎立，曹、孙、刘角逐天下的历史，竟然用“两虎相摔”来比喻，生动而又贴切。最后结论说“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连智慧和勇气都不足以平定天下，那么什么能够平定天下呢？
立论以后，开始一一举例论证。举出汉高祖、唐太宗的例子，说明“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举出曹操、孙权和刘备的例子，是说明“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
苏辙认为“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可是他“不知所以用之之术”，也就是说，不懂得怎样运用自己的才能寻求正确的战略战术，以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刘邦进了咸阳以后，守住三秦的有利形势，以此为据点，经营帝业，而刘备却“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即刘备未能像刘邦那样“先据势胜之地”，这影响了他下一步的发展；二是虽然诸葛孔明是个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刘备手下虽有谋臣，但是没有像刘邦那样“广收信（韩信）、越（彭越）出奇之将”。在军事人才的招纳上，也落后于刘邦；三是关键时刻不能沉住气，在关羽与东吴作战失败被杀后，刘备意气用事不顾利害，毁弃孙刘联盟，攻打东吴，却大败。而刘邦“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非常有自制力，所以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为一篇史论，本文在写作上也颇具特色。文章没有一上来就直接切入三国历史，却是一番议论，用对偶、排比的句式泛泛论述英雄的“智”“勇”问题，以此振起全篇，然后再以英雄处世的“幸”与“不幸”导入正题，这样的开头给人以卓尔不凡的感觉。在全篇的论述中，苏辙试图通过分析刘备在三国纷争中未能统一天下的原因，提醒当政者应如何认识自己，根据自身条件，把握住运用自己才能的时机和方法来取得胜利。
本文或举历史事实，或切入独特视角，出人意表；语言富于变化，夹叙夹议，叙事简洁明了，议论切中要害。这使得刘备不如汉高祖刘邦的结论令人信服。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定公文钞》卷六：“论三国而独挈刘备，亦堪舆家取窝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