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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佳木的问题，两个书生只有瞠目而已。
这种复杂的政治与财政加司法等各方面的问题，实在不是两个初出茅庐的书生可以解答的。况且，就算把现在的兵部和刑部加户部尚书都拉过来，他们也解决不了这些难题。
这是大明立国之初就弄出来的麻烦，而且时间越久，大明的政治和财政再加上军事体制就越来越僵化，官僚们没有从根部挖掘彻底重新栽一颗新树的魄力和勇气，而只是在病树上修修补补。
比如卫所僵化就用募兵，而且为了解决武官素质越来越低下的麻烦，正统年间皇帝派出大量文官帮助卫所官员统计卫所的生产，粮食入库，账目，兵员统计等后勤工作，后来则引为常例，于是渐渐有了兵备道这个常设的文官，接下来都指挥使就成为文官的下属，一切后勤仓储等工作都由文官来完成，这种变化被称为文官特别压制武官的一种手段，但如果从体制上来说的话，这种变化也是无可避免的。国初的时候，明太祖养金吾卫五千多官兵，他分定了五千多户农户，并且让这些民户每年送粮食到每个士兵手中，这样的话，国家少了很多事，而士兵不得冻饿，百姓也完粮纳税，不需经过官府。
设想是好，但完全是空中楼阁，在洪武年间这种办法就取消了。
至于税收，明朝开国之初重金属极度匮乏，于是以实物征收为主，从宋朝的繁富回到了两汉时代的传统征收法，而且为了与民安静，征税的税率被压的很低，低税在国初时是与民休息的好办法，好比小树新种，需得浇水积肥，让它慢慢成长。但一个国家，岂能在财政上完全没有变化？国初时的情形和现在已经决然不同，但税制定而不变，量出为入，又因为采银渐多，除了实物之外，国家又以银本位为主，正税之外的不足，只能依靠加税杂项，而正税之外的收入，用处繁多，没有完整统一的使用办法，要么不足，要么重复浪费，其中的弊端不可胜数。
有操守的地方官员，用度远远不足，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都有问题，而洪武之后，文官在杂项之外巧立名目，收入自然又远非俸禄可比，财政不足，俸禄过底，杂项过多，则吏治大成问题，地方事物，官府当然无力过问，有明一代，最能体现国家关注民生的水利一项，多半是出了问题和乱子之后再派大员和调集物资去亡羊补牢，而不是每年提出计划，按时按季的修补。这种现象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还是赋税不足，国家在财政制度上的僵化等等，一方面是横征暴敛，百姓觉得上拨征税的刚走，下拨已经过来。而与此同时，国用不足，府库空虚，大明建立不过百年就已经有了财政危机，而且是严重的制度危机，哪怕就是张居正搞出了先天不足并且只是行之于全国不到一半地方的一条鞭法时，这种危机也始终都在，并且最终搞跨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除了水利之外，司法等诸多民生问题也是有赖于自治，一切政务的实施，就有赖于地方官员是愿意尸位素餐，还是有手腕整合地方大族，用士绅和宗族的力量出资出力，以达到治理地方的目地。
至于青县知县，他每年的俸禄低的可怜。当然，文官和武官不一样，相对而言，武官如果没有机会贪污军饷或是成为大军头兼并军户土地并且驭使军户的话，武官的境遇要到惨一些。到了天顺年间，军饷俸禄除了保障一个月一石米外，多半已经是折成乱七八糟的宝钞或是茶叶等各种各样的物资来抵充，文官则不同，文官如果光靠俸禄的话真的养不活一家老小，更何况有意做出政绩的文官是需要聘请师爷幕僚，那窟窿可就越发大了。所以收取一些役银使费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当然，收多收入，是贪污还是必要的收入，时间越久，也就渐渐层次分明，到了大明中期，只有海瑞那种人才会真的只拿俸禄，别的银子一毫不取。
青县知县一年的俸禄折银是二十七两，与此同时，北方边镇开始募兵，一个营兵战争的年饷是十八两。一个管理几十万人的大县的地方官，俸禄和一个普通的士兵差不多，这当然很不公平，也会叫人心理失衡。好在，在个人私德上面郭知县是个无可挑剔的好人。他没有多收徭役或是多在里甲摊派，也没有在酒醋和民壮上打主意，这些役银青县一年有三千余两，看起来是不少，但有七成以上要用在驿站和急递铺上，剩下来的一点还要维持本县的一些公共设施，再发给十一个佐属和书办的俸禄，剩下来的公费银子就真的寥寥无几了。
“对了，刚刚你们说错了。”张佳木长篇大论的向两个目瞪口呆的书生说完，到此时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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