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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浩可不是闲着没事乱跑到天津的。
名义上，是与宋云生一起送来第一批货物，同时接收其通过电报委托平遥商家给买了天津东门外、大狮子胡同的四合院宅子，作为北方据点之一。
真正的目的，却是要在乙位面建立第一个正式的时空锚点。
在本世界，他已经通过购买肯尼亚的私人庄园，构建了炎黄鼎授予权限下，那一端的锚点，可以通过横跨两个时空的老宅为跳板，直接从乙位面穿过去，而不必慢腾腾的坐飞机捯饬。
相对的，他可以在乙位面建立另外一个时空锚点，那么就能从本世界直接穿越到此地，而不需要更为繁琐的舟车劳顿。
如此两个锚点，便是杨浩作为炎黄鼎认可的，双鼎印持有者才能做到的事情，其他五名家人，只能老老实实的通过老宅来往，灵便程度完全不成比例。
不过要设立时空锚点，前提条件要求所在房产必须为杨浩私人合法持有。这意味着，在土地国有化的国内，他是别指望弄到第二个可供随时穿越的地盘。就算买下来的房产，也只能方便跨越位面投送物资等等一切无生命的东西。就算有活性的粮食种子之类，投放之后也会被灭活，所以，别指望能用本世界的良种之类去那边直接一步到位了。
之所以选择天津为当前唯一性的时空锚点所在，是因为在短促的资料汇总分析中，发现天津及其租界，在未来数十年间，在整个的远东风云变幻、各种大事件里，都充当了极其重要的策源地。
无论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北洋、列强各国在靠近中枢帝都的地方，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政治建设行动；还是作为北中国、内外蒙、俄国乃至远达欧洲在内，漫长而庞大的跨国贸易路线的起点，汇聚了当代中国仅次于上海的进出口产品、资金和力量。
更在甲午爆发之后，列强展开的一系列瓜分、掠夺、操纵分裂等种种激荡变迁的谋划、执行，以及义和团运动、清末民初的政治博弈、各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巨量的资金，无数的阴谋策划，都与这片坐落在海河下游的古老城市，有着绝大的干系。
可以说，天津是清末民初五十余年里，发生在中国乃至远东一系列大事件的操盘手所在地，动员力量的汇聚地，其重要性，远甚于以后几十年里快速成长为世界几大都市之一的上海。
在如此重要的地方，离着京城那么近，杨氏要谋划的所有动作，没有比这里更方便的了。再者，整个计划还有一石数鸟的效果。
而杨浩刚刚去参观过的那间松昌洋行，便是来天津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日本间谍机构。不论是从本世界的了解，还是乙位面摆在眼前的紧要威胁，日本都是必须放在第一个要对付的位置上，并且要毫不留情的一举扫光。
近十几年来，日本在清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猖獗，各种探子伪装成国人深入各地侦察刺探，其中作为疯狂的一个组织，便是以汉口“乐善堂”为核心据点的势力。
这群以玄洋社首领平冈浩太郎和中野二郎为后台支持，派出山崎羔三郎、奈良崎八郎、平冈常次郎、丰村文平等一批青年间谍，作为骨干，以发起人岸田吟香亲自坐镇中枢，宗方小太郎一手策划，召集二十余名果敢勇猛之日本精英，以开设“乐善堂分店”的名义，组建各地支部，并展开声势浩大的名为“四百余州探险”的上山下乡运动。
乐善堂的“外员”们纷纷进入两湖、四川，直指陕、甘、滇、贵，以至新疆、西藏，举凡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均在他们的侦察范围。
这些年轻的日本间谍们，不畏艰苦，先是肩挑背扛，扮成货郎，四处贩卖货物。货卖光后，就假扮郎中、风水先生甚至乞丐四处周游。遇到关卡盘查，汉语说不标准，就谎称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蒙骗过关。各地间谍几乎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险情，这成为甲午战争中谍报工作的一场“实兵预演”，这些年轻人也因为扎实的调查研究，而成为深知中国国情的专家。
各种各样的情报都汇总到了汉口，1889年4月，荒尾精将乐善堂创立三年来获得的大量情报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提炼成了数万字的《复命书》，提交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在这份谍报总结中，荒尾精明确提出，中国已经全面腐-败，日本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利用中国对抗西方。他提出了应以商战养谍战，以商战扩充军备，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商会，在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等地建立支部，边经商边搜集情报，这是“对清国第一要着，今日万急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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