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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这个回答是否合理的时候，拉着钟风的手跑掉了。女人在关键时刻总会比男人表现出色，所以上帝会把生儿育女的重任交给女人去完成。
陈小莉说:“可是那个人弹吉他不帅，而你是自弹自唱，那天的演出我也去看了。”
这话倒是不假，钟风个子不高，脖子上再挂把吉他更显身材矮小，他之所以选择在晚上用吉他讨女生欢心，就是因为天黑看不清楚，女生注意不到他的生理缺陷。所以，一米七以下的男生最好不要去弹吉他，即使弹得很好，身高的缺憾也会让动听的旋律大打折扣，毕竟弹吉他给人看也是一种形体的艺术。就像不苗条的女生千万不要穿比基尼，虽然初衷是为了彰显身材，但结果却会让人将目光更多停留在肚皮的那些赘肉上。
陈小莉又说:“后来听说你是机械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乔巧就跨系参加了你们系的文艺部。”
我一向视权贵如粪土，经陈小莉这么一说，想起自己确实有过短暂的干部生涯。刚升入大三的时候，因为上一批学生会干部升入大四，面临着择业、写毕业论文等事情，不得不离开学生会，把职位传给下届学生。张超凡由于前两年在学习上表现突出，被推举为系学生会学习部长，他谦虚地推脱了几天后正式上岗。为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张超凡开始更加刻苦地学习，除了没有头悬梁（因为留的是寸头）、锥刺骨、凿壁借光外，该用来学习的招式都被他一一尝试。张超凡就像那幅著名的《自由引导人民》油画中那个袒胸露乳举着红旗回头招呼大家冲锋的妇女一样，举着一面努力学习的大旗跑在队伍最前端，不时回过头冲我和杨阳这样的落后分子喊道:“同志们，学习啊!”当上学习部长后，张超凡与负责系里学生工作的牛向军老师来往甚密，当牛向军问他谁适合负责系文艺工作的时候，张超凡首推我和杨阳，说文艺部长这个职位非我俩莫属。
牛向军找到我和杨阳，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问是否愿意担任文艺部长一职，我们本想婉言谢绝，说能力有限，在群众中没有较高威望，况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无法保证在把系学生文艺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自己的成绩不一落千丈，希望牛老师另选他人，
但无论如何申辩，他仍旧认定我们俩，便只好勉强答应下来。后来牛向军悄悄告诉我们，如果当了学生干部，考试成绩会受到任课教师的关照，我和杨阳便对文艺部长一职表现出共产党员所具有的精神———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就这样，在新一届系学生会各部部长名单公布的时候，我和杨阳的名字跃然纸上。
新一届学生会成立不久，各部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得到了大一、大二学生们的热烈回应，但这些活动的本质并非取悦于民，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创收。譬如:举办棋类比赛，凡参加的班级需交20元报名费，这些钱除了很少的一部分被用来去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些劣制廉价的奖品外，其余多数被主办者据为己有，此举令当时以“做人可以打架骂街但一定要诚恳”为人生准则的我和杨阳对学生会大失所望。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和杨阳决定趟一次河，彻底湿一次鞋，看看河水到底有多深，也不枉当一回学生干部。于是我们写了一份名为《为本系培养文艺人才》的报告，经牛向军批准后，办了一个吉他班，老师就是我和杨阳，收费五十元，一共安排八次课程，我们会的只够教八次的，第九次我们都得现学。刚入学的新生内心纯洁，思想简单，并不知道实际情况怎样，我和杨阳胡乱拨弄了两下，就把他们唬住了，报名踊跃，共收学费一千三百五十元，除去印制教材的费用，还剩一千元左右，课程结束后，我和杨阳平分了劳动果实。没想到突然有一天，牛向军让我们将剩余学费上缴，说留作系公共基金用，因为我和杨阳分成的时候把他忘了，而别的部门都及时缴纳了租子，可这个钱已经被我们花掉了，只好说学费放在宿舍被盗。当时我们班的几个宿舍确实频繁丢东西，经分析，确定是自己人干的，大家已基本知道是谁，但没有抓到把柄，只等着他现形后，蜂拥而上，暴揍一顿。牛向军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日后以精简学生会干部为由，将体育部和文艺部合并成文体部，抹掉我和杨阳的部长职务，命原体育部长，一个体如牦牛的铅球特长生为文体部长。
事实证明，当拥有一定职位和可以挥霍的资本的时候，很难不腐败，连我这种时刻以道德准则指挥自己行动的人都不免犯错误。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弱点，我便发誓以后绝不当官，以免在《焦点访谈》和《法制进行时》等节目中被曝光，成为“反腐倡廉”活动的反面教材。
陈小莉说:“那天我和乔巧在食堂门口看见你们在招收新人，我毫无兴趣，只想早点儿进食堂吃饭，但乔巧非拉着我凑到报名点前。她要了一张报名表，填完了还是你盖的章。当时你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印章，在报名表上按了一下，没有盖上，又使劲按了一下，还是没盖上，就把印章对着嘴哈了哈气，又按了一遍，依然没盖上，你说了一句:同学，别着急啊!然后憋足一大口气，像测试肺活量一样，冲着印章再哈，可还是盖不上，你又说:再等会儿啊!然后拿着印章去了水房，一会儿带着水淋淋的印章回来了，在报名表上盖下一个湿漉漉的章说:“真他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