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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总，为什么要用革命这个词？”冬子的印象中，这个词仅用于社会运动，或者说产业升级。比如听过农民革命，这是社会运动。也听说过工业革命，这是产业升级。而把一个食物与之匹配，总有一点虚张声势的嫌疑。
“那就是革命，薯类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明朝，南宋时期还没有进入。而它所带来的粮食产量的巨大变化，从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就可以看出来了。”
听到冬子在问这个问题，身边另一个专家，对冬子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中国历史上，人口数量从几千万升级到一亿，发生在明朝。而从一亿升级在两亿以上，发生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所谓盛世，不是那些所谓历史学家所说的什么圣明君主有多么神奇，只不过推广了薯类的种植，粮食产品巨增，才是根本原因。
这个道理虽然很浅显，民以食为天嘛。但是，具体的关于历史的说法，对冬子来说比较陌生。
邻坐的人专家问了冬子一个问题：“历代农民造反，是为什么？”
“我听说，是因为权力腐朽。”冬子回答这个问题，底气就不那么足了，他也是在中学历史课上学的一点知识。这个答案，总还比过去某些书籍写的“昏君无道、红颜祸水”之类的理由，好像要靠谱些。
“莫听那些宏大叙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从高中时就跟历史老师争论过。”邻座有些愤愤然：“历史上的书生误国，害了一代又一代，思考的方向都错了，哪里有什么真相？”
冬子此时知道，一个新的理论即将展现，表示出愿意洗耳恭听的态度。
“就权力谈社会已经很下作了，况且还以道德来解释社会，错得离谱。你应该学过马原吧？”冬子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抢先说了起来。估计，他喝了酒，久未发言，已经憋得不行了，表达的欲望，随唾沫，喷薄而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你承认吧？”他这一问，好像是在质问冬子，当然，冬子知道，他针对的某个观念而不是某个人。
“生产与分配，在决定社会中，哪个是第一位的？”
“当然是生产。”这个基本原理，冬子也学过，小袁也给他讲过。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对方居然夸了冬子一句，冬子感觉到对方阴晴多变的激动。
“搞历史的人，从来不认真分析生产，老在分配上打转，为什么？”
冬子试着解释到：“也许，是他们擅长这个吧？”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大量的内容，都是这样的，搞历史的人，估计也学的这个，擅长这个。人们解释一个事物，总喜欢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出发，这是人性。
“其实，不光是因为他们擅长这个。更主要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已经在两千年前就定型了。也就是说，两千年来，从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甚至从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创立成都平原为天府之国后，农业发展的巅峰就已经树立了，后无来者。”
冬子小心地理解到：“你的意思是，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与成效进步小了？后来的这些朝代？”话虽然不严谨，但意思大概是对的。
“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生产没革命，理论上能够革命吗？孔子的学问为什么在两千年的时间保持稳定的地位？因为，那时的生产从此就没变过，所以思想也就无法改变。超级稳定的内部挖潜，导致史学没有进步。治理模式，也算是分配模式，没有改变，重复着相似的治乱兴替的循环。”
冬子真害怕他也进行某种宏大叙事，尽管他们的小讨论，声音还不算大。
“所以，没有生产的革命是内卷的。”内卷这个词再次出现，上一次是听小袁说的。但是，这方面小袁还算专业，而这位专家，他是搞科学的啊。
“几千年以来，我们的历史是一部主粮与人口关系的历史，这才是正确的解释办法。”他喝了一口酒，故意把砸巴嘴的声音搞得夸张一些，发出了“嗞”的一声音，泛红的眼光透露出某种神秘的色彩。
“我们老祖先，在西安，在关中平原，定都，为什么？因为当时这里粮食产量高，养得活王朝。你看看，过去的开封还是杭州还是成都，这些古都，都处于适于农业耕作的地方，为什么？再大的事，都大不过粮食。”
把粮食作为历史的主角，这是冬子第一次听到的观念。
“胡焕庸线决定了南北粮食产量的差距，影响了中国权力中心的南移，但小麦的大规模种植给北方续命，保留了北方政治的地位。而与匈奴的战争，与草原荒漠化有关。气候决定粮食，粮食决定人口，人口决定实力。而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决定着王朝的命运。”
确实，他讲的方式，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冬子根本听不懂。毕竟作为厨师，对粮食的敏感让冬子迅速超越了对矜持的保留，他虚心地问到：“你说细一点，在宏观了。”
有学生问问题，是老师最开心的事。两人低着头，开始了小课堂。
所谓胡焕庸线，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分界线。我国几千年以前，也就是春秋到汉，权力中心在长安，因为那时的关中平原，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养育着精干的人民。有粮才有兵，权力就产生了聚集。汉朝以前，我们面对的敌人是西羌，这是因为河西走廊的边沿地带，已经开始干旱了。人没得吃的，要得靠抢，屡屡侵犯中原，占据了整个周朝的历史。
后来干旱进一步东移，到了蒙古草原，匈奴养活不了人口，就往河东来抢了。从秦修长城到汉武帝打击匈奴，都是因为北方干旱造成的。而干旱继续向东向南压，为解决这些问题，才有秦国的郑国渠事件，水利，只不过是人类抵抗干旱的暂时办法，北方政权因为粮食不足，渐渐向南方移动。比如唐代，虽然都城在长安，但也设立了东都，在洛阳，权力中心开始向南向东偏移。
比如魏晋南北朝时，南方的权力中心就比较强大了，孙权建吴，强盛一时，就是证明，因为粮食产量高。
到了唐末后期，五代十国，北方杀得不像样子，其实就是抢粮食，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因为雨才是关键词，意味着粮食的充足。
但是，北方就此衰落了吗？并不。因为小麦的大规模种植，给北方续了命。小麦是外来物种，不是中国原产的。当它引进，并在唐代以后大规模种植，彻底改变了北方人的饮食结构。所以，今天的西安，是我们的面食之都。
小麦可以在旱地种植，并且产量与水稻差不多，这就保证了南北方在粮食产量的平衡竞争格局，所以，南北之间的权力争斗，才可以势均力敌。
胡焕庸线，其实就是中国气候与雨水分布的分界线，也是小麦与水稻种植的分界线。
当粮食单产无法扩大时，那要保证有限的粮食产量与人口的不断增长的平衡，只有在土地面积上想办法了。
所以，所有农民造反，都是因为土地的事。鼓动农民造反的直接原因是饥饿，吸引他们奋力冲锋的希望，是分田地。包括过去的秦朝统一六国时的虎狼之师，为什么会如此凶悍？只不过只为只要有军功，就可以分得土地。
当一个王朝新建，重新分配土地后，农民得到了维系生存的粮食，天下就安定了。但是，这是有极限的。比如当时粮食产量，不管是水稻还是小麦，亩产都在大约二三百斤的样子。在周朝井田制时，有这样一个税收法则，一块地分为九份，八份为种田者自己的收成，另一份为国家的税收。
为什么会这么分呢？因为如果按井田制当时的规模来看，每一份为一亩，每年产量为二百斤，那就得到了1600斤，可以养活多少人呢？大概可以养活4至6人，这正是当时一个小家庭的人口数量。所以，抽税再不能多了。再多，有人就得饿死。
每个朝代初期，土地分配，大约能够保证一个家庭有10到15亩土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因为战乱与饥荒、社会动荡与瘟疫，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所以，固定的土地面积，分配下来，还能够养活人民，支撑朝廷。
但在和平时期，我国医学又比较发达，瘟疫大规模消灭人口的现象很少，所以，人口增长得很快。再加上土地流转，以及财富聚焦的马太效应，土地被越来越少的豪强占领越来越多的面积，失去或者减少土地的农民就开始无法生存了，怎么办？逃荒？打短工？都不是事。
当时，要是工业革命发生了，这些流民可以转入工商业，为工业社会的主力军。但是，并没有科技与工业革命的出现，人们还得要在土地上找粮食吃。没有土地，就断了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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