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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拜谒。富弼致仕以后住在洛阳，很少与人接触，唯独对范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时，召来范祖禹授给他临终密疏，主要是论述王安石查封误国和新法的弊端，言辞十分激切。富弼死后，别人都认为这样的奏疏奏上去肯定会得罪王安石，建议范祖禹不要上奏，但范祖禹还是坚持上奏了。
神宗死去，哲宗继位，范祖禹擢任右正言。后吕公著执掌朝政，而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避嫌辞职改任祠部员外郎，不久又辞职而除任著作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后迁任著作郎兼侍讲。
哲宗因夏天暑热，暂停讲书，范祖禹上疏皇帝认为，"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叫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建议哲宗恢复讲读。不久，范祖禹迁任起居郎，又召任中书舍人。吕公著死去，召拜右谏议大夫，首次上疏论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蔡确得罪，范祖禹上疏，建议宽厚对待大臣。蔡京在蜀地任职，范祖禹上疏批评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当时的执政大臣想在新法、旧法中间依违模棱，范祖禹上书反对。不久，兼任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上书论述监、司、守、令官职的重要性。
现在，朔党们公推这位仅次于司马光的历史大家执笔，写了两份奏章。一份是给哲宗的，里面博古通今历数前代，把君王好**色的问题推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简直是篇家国一体天人感应学说的好范文。范祖禹本就是小皇帝的“侍讲”，上这奏章，也算是忠于职守，立足本岗位，放眼全大宋了。
范祖禹的另一份奏章是给高太皇太后的，内容就很不客气了，点出皇宫里全是女人，对男性的诱**惑力太大了，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成长。高太皇太后本人更是有责任，她应该向章献明肃太后刘娥对待仁宗那样，既要爱，更要严，杜绝一切不良习气，谨防小皇帝腐化坠落堕落，一切应以国事为重，而不是以花草为纵。
朔党同仁们向皇宫扔了两颗炸弹，接下来，就偃旗息鼓，静静地在等皇宫的反应。
朔党同仁们偃旗息鼓了，想坐享其成，等待可能的宫乱能带给他们的红利。可是，在京的另两旧党，洛党和蜀党心理不平衡了。话说，元佑初新党势力尽斥后，被旧史称为“君子”的元佑诸臣，又因理念以至风格、趣味之不同，分裂为洛蜀朔三党。三党名称，由其领袖籍贯而来。洛党领袖为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领袖为苏轼，吕陶等为羽翼。朔党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甚众。洛党的政见，与新党王安石多有异同。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王道”的典范唐虞三代。不仅在理想方面，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比如王安石以为：“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程颢则以为：“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颢曾上神宗书，其中有关井田、兵归于农、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熙宁二年程颢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当然，洛党与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党偏重人。程子曾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处。
蜀党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而两党领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现了不同。比如洛党领袖程颐“不欲为闲言语”，援古句“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说作诗是浪费生命，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蜀党领袖苏轼则极好词采，以为“世间乐事无逾此者”。颐严肃有余，完全没有幽默感，轼则是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显才华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泼”的成分也较多。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实际”主张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也许是得策，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就如程颢对司马光自比“人参、甘草”所说：“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司马光在元佑时尽反熙丰，“人参甘草”成了“烈药”。）洛蜀朔三党，不同处本来很多，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走到了一起。维护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驱除出朝廷，他们便不能相安于一朝。所谓“既交恶，其党迭相攻”。现在的奶娘事件，再次的让这三党开始掰手腕了。尤其是蜀党，我们的老大，为了我们，从人间天堂的杭州北漂来了汴京，我们蜀党不抓紧这个机会打个漂亮的翻身仗，不但对不起老大苏轼，还对不起咱自已，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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