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3章 离异是一种势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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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朔党在掌权。宋之元祐有三朋党，均系旧党。其一是朔党，主要人物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皆北方人，故称朔。其二是洛党，程颐为洛党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其三就是蜀党，苏轼就是蜀党领袖，吕陶等为其羽翼。在眼下新党基本上都己被扫地出门的形势下，好斗的旧党闲着了，想找事了。而作为蜀党的党魁苏轼，从党的利益这一角度言，他也不能离开这正文治斗争的中心汴京，所以，这，我认为，才是这次苏轼缠着深宫里的高太皇太后让他离杭赴京的基本原因。而你说的，只是他在这个时候他能下决心毅然决然地决定离杭赴京的直接原因。”

    完颜焘萍：“哦，老爸，还是你有点政治头脑。那么，据你所言，那苏轼现在应该留在汴京，其目的，第一是继续打击新党，第二是开始阴损朔党？”

    王木木：“应该是这样子的，我想，苏轼应该利用他所知的独门秘密，控制着向太后，在言语上点击向太后。而且，他也应该能想象出，向太后能如此这般的自由出入，南北往来，并与仙人神交，这个高太皇太后应该是个赞助商，或至少是个知情人。所以，控制了向太后，在这事上，还很有可能可以控制着些高太皇太后，从而达到他能在汴京呼风唤雨的各种率性作为，从而再也不必为五六里夸大成三十里再提心吊胆，从而达到他不仅能在已经被打翻在地的新党的背脊上再踩上一脚的快意，还能在旧党的三朋党中，高擎蜀党大旗，领先朔洛，让心理满足，让百世流芳。这一切，苏轼虽有才，却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这要时间，这要过程，这要拉帮结派，这要挖坑下套。可是，我记得，历史上记载的是，苏轼在京不久，他又因为与人‘政见不合’，外放去了。这不是与历史不合了吗？这，算不算是一个宋谜呢？”

    完颜焘萍：“老爸，这确实是一个宋谜，我现在也没想通。不过，我没想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久，兴致勃勃来当京官的苏轼，又将外放。他将被外放至颍州。这个我就想不通了。我们可以来考证一下苏轼近期的仕途升迁轨迹，首先，苏轼这厮，从嘉佑六年（1061年）始踏入仕途，从治平年间，到熙宁四年（1071年），一直在当京官。后，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再贬黄州，直至元丰八年（1085年）才回京。元佑四年（1089年）知杭州，至今。后，在元佑七年（1091年），就是现在，就是今年，他以吏部尚书和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过去读史，对苏轼的这一段升迁看不懂，心里还有点为苏大胡子抱不平。你想，我们读史，读到苏轼在杭州，哎呦，史书上满是赞誉。说什么，他使百姓重饮六井水，他赈灾舍饭以待饥者，他办安乐坊治病救人，他浚湖筑堤便利交通，他开河通航让舟楫常行，他引水修井，殆遍全城，至于留下的诗词和故事，更是不胜枚举。既然如此，苏轼才到杭州一二年，就有众多作为，功绩显著，那么，朝廷为什么会让苏轼去知颍州？要知道，在这个年代，杭州是莺歌燕舞，人间天堂；颍州是不修水利，常年灾荒。苏轼在杭州有功了，惯例就是升官发财，没有同级横调到一个破地方去的理，那是贬职责罚之举，何况他跟当前掌权的高太皇太后也很神交啊！这不合大宋朝廷的一贯作派啊！这也不符合苏轼在杭州刚树赶来的光辉形象啊！对于后人，这又是一个宋谜啊！”

    王木木：“丫头，这段历史的细节你没理清，这期间，苏轼是先到了汴京使京官不久再去颍州的。这前两年，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还很得意地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是，史载，就是在今年（元祐六年，1091年），就是在现在，他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后，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看苏轼一生，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就是这几天，刚刚今天高太太后宣布了他当吏部尚书，但他还没来得及上任，没几天，他就将改礼部尚书，那是相当于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的三部最高长官，这是苏轼一生中当的最大的官。这点历史我也一直没想通，苏轼既然当了不小的京官礼部尚书，他如今也准备在汴京购房长住了，可为什么，后，没几天，扛着着京官礼部尚书的他会外放去颍州？不说从杭州知州到颍州知州应是退步，相当于贬职；就说这官礼部尚书一职吧，汴京的太后皇帝难道要主管外交、教育、文化的首席执行官异地办公？乌七八糟的，大宋的官职任免，也太儿戏了吧？为什么不公示？为什么没考评？五六里扯成三十里的丑闻还没定论呢，难道要这造假高手从地方到中央，形成一条龙服务？只求有说法，不求事实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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