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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即1582年五月，浙江杭州某驻军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兵变。其实引发兵变，跟张居正曾经的一个错误决定分不开关系。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嘉靖年间有倭寇之乱，于是当地政府招募浙江平民组成新军防御倭寇。
倭寇之乱平定后，这支四万五千人的新军就变成了防汛军，月薪自然不高。这符合情理，因为他们已无大用处。
做出这个决定，埋下这次兵变隐患的就是张居正。万历七年时，张居正还在当政，某日，戚继光的心腹如往年一样来给张居正送土特产。张居正和他聊天时，谈到戚继光在浙江时的事情。不知不觉，张居正就想到了那支新军。
他给戚继光去信说：“这支新军也曾受过你的训练，很能打。不过现在南北方都兵源充足，该节省应该节省，我觉得应该裁撤。”
戚继光回信谨慎地说：“这支军队的确很能打，倘若将他们遣散回家，恐怕将来难以驾驭。”
张居正认为戚继光分析得很对，历来正规军被解散后，士兵回到老家都游手好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他考虑了一下，决定将士兵本来就不多的月薪削去三分之一。
这并非理想的办法，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张居正在做这个决定时，曾征求浙江方面多方意见，浙江官员全部同意。其实有人持不同意见，但张居正平时做事有些霸道，谁的意见和他不同，谁就是在挑战他，因此无人敢吱声。
这些年，随着海贸的迅速发展，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朝廷又不加以控制，大量发行银元，导致通货膨胀已经露出了苗头，也就是货币已经开始贬值，浙军本来就微薄的军饷更加难以维持。
万历十年五月，这些士兵们迫于生计，只好群起要求加工资。地球人都知道，正如打工仔跟老板说要加薪，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三天之后，浙江巡抚衙门根本不予理睬，反而横加指责。士兵们轮番上阵讨要，巡抚吴善言发了威，站在衙门口对士兵们破口大骂。
浙江备倭军，那可是戚继光待过的地方。戚继光训练出的士兵都是无畏之徒，遇到不公马上反抗。所以吴善言被从马上掀翻在地，众士兵把他踩了个半死。吴善言正在嗷嗷怪叫，士兵们已冲进兵器营，取得武器，又冲击各个衙门，兵变就此发生。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天下午，杭州城里又发生了民变，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因为杭州官员中饱私囊引起的。
后世关于这件事起因有段文字记录，内容如下：”上虞人丁仕卿，寓杭，为东李坊之社教读。见会城之民惫于夫宿，不任，亦投牒当路，谓官夫百七十名，足备拨遣夜巡之役，既户出间架钱以招募总甲火夫，而复差及保甲，俾民财力两敝，请俱罢免。”
啥意思呢？当时的杭州城居民每家每户主要负责巡视地方夜间治安，不过有科举功名的士人与在外地的客商拥有特权，免服差役。因此夜巡差役落到一般百姓身上，轮值夜巡均不得休息，于是衍生出“以银代役”的变通方式。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杭州居民提出以房屋面积，分上中下三等征税，此为间架税并用来雇人夜巡。这样的替代方式，不仅让一般需负差役的平民在夜晚可以得到休息，也能让部分无业游民有事做有钱拿，一并解决困扰民众的夜巡和游民问题。
明代杭州倭寇横行，地方为此增设保甲。但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保甲除了一般的轮流守备外也要协助地方夜巡，本以为是短暂的权宜之计后来却成为常例，造成民众明明缴交了间架税，却仍然要负担夜巡的情况。
当时在杭州任教的丁仕卿屡次上书，希望能够改善杭州百姓的间架税与夜巡工作，从嘉靖三十八年至万历五年（1559年至1577年），丁仕卿花了十八年，终于废除杭州百姓的夜巡并立碑做证。
这个该死的巡抚吴善言出尔反尔，收了钱中饱私囊，夜巡的事依然摊派给各家各户，已经引起了杭州居民的不满，但平日里敢怒不敢言，恰逢军营兵变一起，很多人借机把这股愤怒发泄了出来，因此杭州同时发生了民乱。
小皇帝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和王兴在御花园骑马，听到汇报，当时就勃然大怒。怒冲冲下旨命令兵部右侍郎张佳胤接替吴善言，即刻到杭州上任。王兴熟知历史知道事情的原委，害怕张佳胤去后跟原时空一样大开杀戒，立刻出言阻止朱翊钧。
小皇帝正在气头上，当时就有些不乐意了，便质问王兴：“王五郎，兵变和民乱都是谋反大罪，汝为何要阻止朕？”
王兴赶紧解释说：“皇上，臣并不想阻止皇上平叛，只是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
“为何如此说？”
“皇上，臣听说灾年和荒年才可能发生民乱或者兵变。如今大明四海升平，杭州这几年又风调雨顺，没听说过什么灾害，出了这样大的事情，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再说杭州的军队是戚大帅训练出来的，向来以纪律严明著称，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发生兵变？这里面肯定有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臣没有别的意思，平叛是肯定要的，但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大杀一通。否则有损皇上盛世明君之声誉。臣建议皇上派锦衣卫或东厂随军平叛，调查事情的真相。这样既不放过始作俑者，也不滥杀无辜。”
小皇帝一听也对啊，立刻下旨要兵部右侍郎张佳胤接替吴善言到杭州指挥平叛，但要求他不能滥杀无辜。同时派遣锦衣卫指挥使刘守有亲自前往杭州调查真相，对肇事者绝不姑息。
张佳胤和刘守有很快就赶到了杭州平息了叛乱，这些士兵并不是真的想造反，只是想引起朝廷的注意，所以朝廷派人下来，经过谈判就回到了军营，兵变很快平息。除了几个领头的军士下了狱，还有一些趁火打劫的地痞无赖被斩杀，基本上没有大开杀戒。
锦衣卫很快查明了事情的真相，吴善言等一些当地官员因为贪腐激起民变被革职查办。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四万多浙军的去留成了个棘手的问题，留在杭州肯定不行，有了兵变的前科，留在当地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同样裁掉的话也不行，这些军士散入民间恐怕会引起更大的动乱。
思来想去，小皇帝找来了好基友王兴商量。这几年相处下来，朱翊钧越来越信任王兴，因此他很想听听这家伙的意见。王兴想了想便给朱翊钧出了个主意。他说这些浙军大部分出身义乌矿工，王兴建议将这支备倭军改编成建设兵团，派到旅顺去那边去开矿。
王兴打开地图，指着旅顺附近一个大铁矿建议把它开发出来，就在当地办一个炼钢厂。他告诉小皇帝关岛已经研究出了新的冶炼技术，大大提高了效率，可以大幅度提高钢铁的产量。
如果朝廷把这些人安置到这里，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眼下棘手的问题，虽然前期投资有些大，但只要钢铁厂开办起来，扣除平时这些军队的花销，每年朝廷还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
小皇帝一听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就请来申首辅讨论这件事，申时行仔细询问了钢铁厂的日常产量和前期投入，衡量了一下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同时也可以改革当地的卫所，看看能不能找出个办法治理一下现在卫所面临的问题。
只不过谁去管这支部队呢？申时行提了几个人的名字，但朱翊钧认为不太合适，主要是这些人和戚继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想想戚继光是张居正的人，朱翊钧就不太想提拔。
小皇帝和申时行这下子犯了难，这个人选要求实在有些苛刻，不仅要有领兵的经验，还需要有治理地方的能力。
朱翊钧看了眼王兴，想了想，觉得也不太合适，一个是太年轻，二是自己还离不开这家伙。不过朱翊钧还是试探着一问，王兴这家伙立马不乐意了。直言自己从未带过兵，京城里还有这么多事情，哪有闲心操这个心。
小皇帝和申时行两个人左思右想，又提出了几个人选，讨论了一下都觉得不太合适。正在一筹莫展之间，朱翊钧猛然想起了一人——王家老二王振，于是朱翊钧试着提出这个人选。
申时行听到这个名字，想了想也觉得挺合适的，王家人善于经营名声在外。王振现在大小也是个副参将了，职位正合适，听说还打过几仗，又有领兵的经验。
朝廷正好也想对那些卫所进行改革，借此机会就在金州试试。君臣俩越讨论越觉得合适，两人一拍即合。得了，就他吧！
就这样，远在万里之外的北大年驻军司令王振，阴差阳错的成了金州卫指挥使，副参将成了参将，下辖金州中左千户所（旅顺）。
……
王实接到电报后，开心极了，拍着刘黑子夸自己真的好运气。这么好一个战略要地到了自己的手里，将来对付小日本的时候，这可是一个不错的海军港口，王实立刻给赵甲去了电报，让他组织一个班子配合王振接手金州卫。
莫名其妙成了朝廷的将领，王振心中却不太乐意。他喜欢海上的生活，喜欢探索未知的世界，不喜欢种田这种打基础的工作。
这两年，王振多次跟王实申请去拓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被王实否决了，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东南亚还没有稳定下来，现在就去开发大洋洲有些仓促，而且最大的瓶颈是人口太少。
军令不可违，王振也不能例外。万历十年六月三日，王振闷闷不乐赶到了北京城，在王兴的陪伴下去兵部清吏司办完手续，就等候小皇帝的召见。
和小皇帝的第一次见面很仓促，朱翊钧在文华殿召见了王振，匆匆的聊了几句就打发他，搞得王振很郁闷，来的时候准备了很多应对方案，什么都没用上。
还是王兴告诉了他小皇帝最近非常的嗨皮，王振问怎么回事？王兴笑嘻嘻的告诉他，朱翊钧坠入爱河了。
是的，你没看错，朱翊钧恋爱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今年三月，一名年仅十四岁的姑娘郑氏被选入宫，走进了万历的生活。
这位女孩不仅聪明漂亮，而且能歌善舞、通文晓墨，在生活上给了万历充分的精神陪伴，相比起后宫大多数唯唯诺诺谨慎小心的嫔妃，郑氏大胆活泼，甚至敢挑逗嘲笑万历。
这让长期受捆绑教育的万历有着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可以和郑氏几乎平等地交谈，诉说他此前那些无法倾吐的苦水，有了女人的理解万历也格外舒心。他们幸福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王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以后，王振皱皱眉，无奈的吐出几个字：“这可不是件好事，哎，大明的多事之秋快来了！嘿嘿，五弟啊，你这个心理辅导员过两三年就要迎接最大的挑战了，小皇帝会不会怠政，就看你的思想工作到不到位了。”
王兴先一愣，霍然醒悟过来，一拍额头惊道：“我靠，差点忘了万历十四年的国本之争！”
王振狡黠的露齿一笑，拍拍王兴的肩膀道：“努力吧！骚年”，然后幸灾乐祸地扬长而去。
“特么的，这知心哥哥可真不是人干的。”王兴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怏怏地跟了上去。
怎么回事呢？笔者要在这里啰嗦两句。原时空的万历十四年，郑氏生下了他们的皇子，起名朱常洵。
万历特别高兴，比起长子朱常洛是次意外的冲动，常洵是真正的爱情结晶。他打算立刻进封郑氏为皇贵妃，却遭到了一致反对。恭妃生下皇长子都没有得到如此高的位分，郑氏凭什么？
况且因为当时的皇后没有生育，所以根据规矩是要立皇长子、也就是恭妃生下的朱常洛为太子的，而皇帝却要进封生下幼子的郑氏比恭妃更高的地位，这不摆明了也很可能准备让偏爱的小儿子入主东宫嘛！于礼不符！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能由着万历胡来呢！
于是，万历十四年二月，前廷的“名嘴”们开始行动了，内阁大臣申时行直接上疏，要求皇上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满朝文武也纷纷响应，指责万历专宠郑贵妃什么的，拉开了“国本之争”的帷幕。
所谓“国本”，即立谁做太子的问题，因关乎到以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根本大事，引起了大规模的“国本之争”。万历对群臣的攻击采取敌进我退的策略，他装傻，避而不谈，以长子年幼为由一味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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