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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让我开始。
我在研究生时期的一位学长准备出发去可可西里，去拍一期保护野生动物的专题。这个话题近年来一直引起社会很高的关注度，他在学校的时候也做过很多研究，非常有信心，问我要不要参加。
我说，要去可可西里的话，我应该选择一个美好的时间，带着美丽的心情去赏美丽的高原风光，一路走一路拍，什么也不想。
“怎么？”他表示疑惑，“你觉得这个专题不够吸引你吗？”
我说：“恰恰相反，这个选题非常具有吸引力，也很有社会关注度。”
“那是为什么？”
“做了个调查，这个月从无人区回来的独立摄影师或者摄影团队至少已经有三批了。”我停顿了一下，开玩笑说：“这样下去也不知道保护站的人是要保护摄影师，还是保护野生动物了。”
学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亦觉得话说得有些重了，明明他的出发点是好事，而且我也相信他的能力和影响力，一定能让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以及野生动物的生存困境得到更多的关注。于是跟他解释：“我的意思是无人区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但只要非法猎杀和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依然存在，无人区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平静，保护站和保护站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安全。”
学长难掩焦虑：“深入无人区腹地，拍摄最真实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没有保护站的工作不行。如何从一众相同的主题作品中，有头脑有立意的脱颖而出，也是头疼问题。”
他的眼睛通过电脑屏幕直勾勾地看着我：“Su
y，在情感的共鸣方面，和对图片处理上，你比我有天赋，我需要你。”
我想大抵他心里想的真正想的是我能拍能写，最擅长叙事剖析，有故事的图片加上有故事的文字，最易“蛊惑人心”。他不是非常认同我对图片进行文字翻译，觉得我容易趋利避害，为此也曾敲击过我很多次，但他也说过他是羡慕和佩服我的。
我和学长在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是同一个人，老师曾当着我们俩的面对我俩进行评价。学长的性格里理性偏多，我是感性偏多。他的摄影作品浓烈热情，风格清晰，极端主义。我是清淡尽致，诡辩不真，朦胧加极端主义。就拍摄艺术而言，我比他是比上不足，后天也追不上，就图片处理的能力而言，他比我是望其项背，后天也追不上。
以前我的老师曾给我们建议，摄影师保留对画面最直观的感受，举起相机是不需要思考的，作品最终归真，就是居中平衡。所以不是非得贫穷才能发人深省，不是走向极端才贵在平庸，也不是有人才有思想和温度，有内涵深度才有可（阅）读性。为此他曾毫不犹豫地批评过我早期过于重视作品的画面感和故事感，尽管我的作品风格一向以故事向性为主且最擅长，作品也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但在他看来“过”则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他也曾批评学长一腔热情如火如荼，痛痛快快地自燃，之后理想埋于灰烬，余温带不起火热，太过理想主义，也曾点评我的商业趋向，太过操之过急。
我无法否认这一点，当你进入到公众视野，拥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时候，你就必须考虑你的商业价值。
商业价值既然由公众口味和社会需求决定，那公众喜欢且享受，再让这种价值为作品服务有什么不可以。既然理想容易被嘲笑，现实又容易被鄙视，为什么不谈野心。等野心实现了之后，理想还是现实，还是居中平衡，不管哪个选择自然有它道理了，谁又去在乎你是哪一派，又对你恶意中伤呢。我跟老师提起，他仿佛如梦初醒，所以他承认他对了一半，我也对了一半。但我没有误入歧途，确实得益于他孜孜不倦的提点。
学长也曾说过，我比他聪明能干。我们都曾是非常清醒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我觉得他比我更适合这个定义，所以这也是我敬重和佩服他的原因。
人生良师益友得此，幸焉。
最终我还是没有答应跟学长去可可西里，因为有工作的安排也抽不开身。学长说等他回来，我们一定要见面一次，我答应说好，如果他能在7月之后抽出一点时间的话。他又问了我些最近的工作情况和安排，临下线前又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
我当时手里正拿着毕业那天还是他帮我拍的我和老师站在校园门口的合照，突然想起那天居然都没有和他单独合影留念。等见面那天一定要记得补上啊，我在心里想着。
对于学长的困惑，我说：“你知道在写作中，对人物或者景物的描写手法有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两种手法吗？”
学长说：“你的意思是......”
我说：“意思很简单。举例来说如果你想拍平民窟的落魄生活，那么你也可以拍富人区的穷奢极侈作为烘托。在生命禁区，如果你想拍生命坚守和顽强，那么不仅巡守在这里的保护者是的，动物也是的，湖山、花草也是的。如果你想拍信仰，那太多了，在可可西里，在羌塘，在阿尔金，在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上，每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信仰。”
“是的。”学长说。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切的一切，能看到的是最容易的，怎样去解读是再充分也不够的。那么就让摄影师用照片记录和保留最归真最直观的画面，让一千个读者去有一千个想法和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