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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吉十九年九月二十二，皇帝柴勐恩准昌国沈氏为大内安装玻璃窗户、修建玻璃宫殿的圣旨被宣旨太监带到了昌国县衙大堂。圣旨中还对昌国知县王孝锡大加褒扬，称赞他只用了一年时间便把昌国建设成为富比苏杭之地。
若论人文景致，昌国自然与苏杭无法相比，但若论上缴给朝廷的税赋，昌国便远远超过了苏杭。胜吉十九年各州府的商税还未缴纳完毕，但以去年各州府上缴的商税可以看出昌国的特殊价值。胜吉十八年，大周缴纳商税最多的是京城开封府高达四十万贯；杭州名列第二，达到八万二千贯；苏州名列第十，达到五万一千贯；昌国所在的明州位列第六十六，刚刚达到两万贯。而今年，昌国县便认缴了三十万贯商税，并由明州钤辖亲自带兵通过漕运押往京城交付。
这三十万贯的商税还是王寿光和刘四一压再压的结果。依沈括的意思，要按朝廷律典足额交缴纳一成的商税，以免落下把柄，但王寿光、刘四再三恳求，并专程跑到杭州沈氏墓园劝说沈括，最终才同意将商税上交的额度定为三十分之一。沈氏产业的收入这一年来达到了千万贯，这些收入绝大多数来自于沈氏产业的远洋贸易，昌国沈氏的丝绸、茶叶、铁器、瓷器、琉璃、各种机械成为东洋、南洋一带的抢手货，一次远航便可以获利近万贯。沈氏航运有上百艘四千料的巨舟，都将昌国作为自己的母港，昌国也成为海内外最知名的海港，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昌国海域海盗的觊觎，最后爆发了昌国之战。
而负责昌国内河航运的胡家兄弟，虽然也运走了不少货物，但一方面内地并不缺乏这些产品，另一方面商税也由当地商铺交在当地州府，他们所赚的钱很有限，仅能维持三百余艘河船的正常运行。
这一切在胜吉十九年六月发生了剧变，玻璃、眼镜、水银镜、自动车、座钟等高价值商品相继推出，虽然对今年收入提升的推动有限，但可以想象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只怕沈家便可以真正地做到富可敌国。
圣旨中还应允了王孝锡的请求，允许他回京述职，并监督安装玻璃窗户、修建玻璃宫殿。
传旨太监领了王孝锡的赏钱、水银镜等物后喜滋滋地回京赴命。而王孝锡则拿着圣旨来寻王寿光商量如何实施。
此行所需要的各种普通玻璃、钢化玻璃、钢材、木材、油漆、水泥等物料都已准备齐全，十个匠人也经过了反复的挑选和培训，他们到了京城之后，便会将家安在开封，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在开封生活，成为昌国沈氏进驻京城的第一批工匠。这批工匠将会在开封招募并培养一批沈氏产业新工人，来满足沈氏产业的发展需要，与此相比，给官家安装玻璃窗户、修建玻璃宫殿反而成了一件顺手而为的“小”事。
此时在沈府议事大厅，沈方、王寿光等人借着此次进京为皇帝安装玻璃窗户、建筑玻璃宫殿的契机，正在商议着如何在大周拓展沈氏产业的大计。
沈家在京城的产业在上次沈括被抄家时，已全部转给沈家大老爷沈披。昌国沈氏将要在京城建立的是与原来产业全然不同的新店铺，比如服装店、票号、高档酒店、百货商场等等，将大量使用昌国近些日子发明。
服装店里销售的是由昌国精棉布直接制成的服装成品，为了保障服装的质量，沈方干脆向物理系的大工们公开了缝纫机的设计，除了普通的缝纫功能之外，还贴心地增加了锁边功能。同时还设计了一款用昌国精钢所制的熨斗，这歀熨斗与茶壶类似，可以往里面倒入开水或温水，平整光洁的熨斗钢底可以轻松将精棉布的褶皱熨平。这些小物件的发明，与飞梭织布机、珍妮纺纱机带来的轰动效应相比，不值一提，但是在大周却足以改变一些人和店铺的生活。用缝纫机缝制的成衣，远比最灵巧的针娘缝制地更加平整、展挂，穿在身上显得更加精神。
而票号里面发行兑换的钱票，则是为了解决大量采购时，铜钱携带不便而推出一种可以自由更换铜钱的特质牛皮纸票。与官府发现的交子不同，每一张钱票上面，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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