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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诗书俱佳,是可以谈文论道的知己。
“所以,吾才说,此青苗法放之京东东路等四路可行,在其它路则万万不可。”司马光已和沈冲谈了半天胜吉变法的得失,苏轼一听便明白他们所谈之内容。
苏轼笑着说道,“洪州黄鲁直今日与吾谈起石相,说石相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石相品德优于常人,只是未免偏激些。”洪州黄鲁直,即黄庭坚,系胜吉十六年进士,今年参加四京学官的考试,由于文章最佳,被选任为国子监教授,苏轼见其文章,认为其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属于难得的佳作。苏轼的评价,自然让黄庭坚名身大涨,震动四方,黄庭坚也感恩苏轼的提携,主动拜入苏轼门下,时人称两人为“苏黄”。
司马光不以为然,“鲁直如此评价,倒有些过誉了,吾与介甫相交多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介甫只是不晓事理,性格又多执拗也。”
司马光身为沈括的阅卷师,与欧阳修、沈括、王安石等辅政大臣均有不错的私谊,胜吉十六年,欧阳修极力向柴勐推荐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柴勐便将司马光擢升为翰林学士,不久,又升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胜吉十七年年初,欧阳修因身体不适,有意辞去枢密院副使的职事,便向柴勐推荐由司马光接任,柴勐深知司马光的才干,也有此意,但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
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只在京东东路等四路施行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司马光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吕惠卿准备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都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司马光才对王安石的急功近利表示不满,他认为各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王安石及其属僚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光鲜,真正实施起来漏洞丛出。
苏轼说道,“秦相适才去吾府上,所为何事,中丞可有计较?”
“秦相寻你我二人,不正是看重言路清流吗?只可惜,他想要动介甫自然犹如以卵击石,可是想要动存中,又怎么可能!”
听到司马光谈及父亲,沈冲忙起身肃立,同时竖直了耳朵。秦源与父亲沈括有宿怨,沈冲早已知晓,但他以为那只是微末小事,沈家并未放在心上,没料到沈括只是居乡守制,这秦源便伺机报复,且听泰山大人有何高见。
司马光示意自己的爱婿坐下,接着说,“秦相既然能找到你我二人,必然也会联系其它言官,与我二人言明,只是想让吾等抽身事外,两不相帮罢了。”
“那新法之事呢?”
“新法之事,事关国家根基,岂能徇于私情,吾等自然当据实申辨,明日我便修书介甫,言及利害,同时我欲联名上书朝廷,请官家暂缓实施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请子瞻签名助势。”
“那是自然。”苏轼正色道。